中国记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数字化应用

嘉宾介绍：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日前结束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文学）以“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为主题，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主张从文化遗产学、口头传统研究、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传统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梳理和保护？就此，本网记者采访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

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机遇与挑战并存

记 者：李主任您好。您在“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研讨会上完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数字化应用》的报告。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您认为数字化技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 松：在当下，我们传统文化从抢救、记录、保存、传播、传承直至回馈社会，已经完全离不开数字化技术了。最初的文化抢救开始于写文化（文本）的时代，少有音响、音像资料。在录音、摄像技术普及之后，文化抢救工作开始向音响、音像的形式转化。数字化技术出现后，一切都进入了数字化领域。现如今，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这个领域，也不会例外。有意识地在文化抢救保护工作当中使用这个现代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国家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建立了国家级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数字平台，前瞻性的应对未来社会发展数字化的大趋势。目前，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整理、归纳、收集了44万个口头传统故事，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而在文本记录的条件下，连统计这些故事的数量都很困难。这都要归功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数字化将它具体量化了，这不仅大大方便了我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和理解，同时也能更好的诠释我国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另外，在数字化的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保存、加工以及传播回馈，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公平的接触到文化传统，再进行文化创造。这其中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记 者：在拥有这些优势的同时，数字化技术在这个领域有没有遭遇过一些挑战？

李 松：新技术的运用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也是工业化进程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困惑。数字化技术中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词叫标准化，也就是本次研讨会上被多次提到的元数据建设。海量信息在集中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就好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时要规定相互交流时是讲英语还是讲汉语。而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则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因此，技术要求和文化内容就会发生一定矛盾。这就要求数字化条件下的文化保护工作不能减损人的创造力，不能被数字化的同质化趋势所主导。

记 者：在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研究机构来说存在一定的门槛？

李 松：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保护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更确切地来说，应该是对我们形成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是数字化技术对以往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能力及研究基础提出了挑战。在数字化条件下，我们把数据存储到数据库需要选择一个文化艺术类型。但由于以前对这个类型研究得不够，连基本的分类都没做好，没有形成很好的体系和构架，把它放到数据库里就会非常的混乱。这是因为，海量数据凑到一起会令数据库的使用者产生困惑──数据虽然很多，但由于系统本身欠缺整理和梳理的能力，使用者往往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传统文化的数据库尤其如此。例如，中国戏曲有393个剧种，如何分类？如何排序？这就需要研究，因为中国的戏曲大致是按照音乐来分类的，所以它是一个升降体系，这符合中国地域性文化的特色，跟方言、地域、文化流变有很大关系。因此，为传统文化建立数据库需要工作人员能够对学术门类有总体的把握和梳理的能力，这对学术本身的研究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是需要研究者对计算机技术有深入的了解。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故事的分类叫母题、类型，戏曲叫唱段、声腔……文化保护工作就是在各种艺术门类和不同的知识体系里形成一整套术语体系。但是，在数据库系统中，这些都叫元数据。如何将两个不同领域架接，将不同的概念融合到一起，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中国记忆”的数字化呈现

记 者：您在报告中提到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您能对这项工作做进一步的介绍吗？

李 松：我觉得这项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记录文化的悠久传统，历朝历代对民间文化都非常重视。比如流传至今的汉乐府，其中一部分就是两汉时期的朝廷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民歌俗曲。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批专家学者都在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这项工作，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经了一个非常态的发展时期，整个社会百废待兴，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因此，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是历史的必然。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各类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尽可能的做全面的收集和整理。这次普查一共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普查成果主要以文本方式记录和保存。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们收集到的文化样本基本上以文本形式为主，虽然尽可能地利用了当时可以调配的录音和录像设备，但这些设备不是数字化概念，而是采用模拟信号来记录影像和声音。我们现在正在着手将这项工程的普查成果转换为数字形式，为下一步搭建数据库做准备；第二，这项工程是对全国所有的文艺品种进行筛网式的收集整理，工作做得深入且全面；第三，这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官方组织背景的一项普查工程。工作在普查一线的是一大批基层文化系统工作人员，普查方案的设计和学术内容的把握则由大量学者完成，比如被誉为我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和著名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先生就参与其中。整个工程的学术框架就是由这样一批高素质的学者搭建的。

记 者：这项工程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提法叫做“中国记忆”。

李 松：“中国记忆”的说法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计划在数字化条件下，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的成果搭建数据库系统，从而提炼出来的一个比喻。最初的“记忆”是留在纸上的，当年普查成果出版是5亿字，但收集的材料却超过了50亿字，对一个读者来说可能一辈子也读不完。但是在数字化条件下，通过计算机搜索，读者可以从这50亿字的材料中直接调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此外，数字化保存是永久性的，也没有容量的限制。通过数字化技术，50亿字的资料也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所以“中国记忆”的含义就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传播的工作体系。

记 者：在这项普查工程中，哪一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

李 松：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过程给了我两个突出的感受。一是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敬佩。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发生巨变的30年，各行各业都充满了各种机会。如果专心从事这项工作，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符合社会生存的洪流。但是就有这么一批人，在漫长的时间里为这项工作辛勤耕耘、不计回报，我觉得是他们血脉里中国文化的基因在促使他们坚持下来；二是对传统文化消失之快的感叹。就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进行的同时，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也在快速湮灭。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但这也是事实。以北京为例，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仍有近万首老百姓代代相传的民歌，但如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会唱老北京民歌的北京人，一个城市传统的歌声就在这短短30年里消失殆尽。

记 者：这也说明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工程开展得非常及时。

李 松：有学者评价它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之际进行的一次抢救。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价值无法替代。

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共享：面临两个问题

记 者：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外国专家提到他们从民间收集整理的口头传统数据资料通过电子期刊、网站、数据库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免费开放。在我国，有没有类似的举措可以使公众分享到传统文化的保护成果？

李 松：在数字空间里，资料的分享很简单也很便捷。但目前，我们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还不完备。大规模的面向公众开放，还有待时日。另外，我国传统文化保护成果的免费共享还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较差。在互联网空间，知识的分享需要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作为保障，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屏障；第二，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生态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不够。发达国家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全社会对传统文化、民间创造都有较高的认知度，也有一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因此，民间传统文化在我国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这也使得一些商业利益和功利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也被弱化。我的说法可能比较武断，但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这两种情况确实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还是有一定的关注度，民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关心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对传统艺术进行展示和宣传。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