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角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有什么问题是人类社会包括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那么恐怕没有比生态问题更加突出的。人们无论是从身边生活的感受──从饮食起居到呼吸的空气、沐浴的阳光，还是基于深入观察的理性思维──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人类文明未来走向，都日益深切认识到生态问题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凡自认为对人类发展负有责任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提出各种观点和主张，形成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为重视并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指向与路径选择，使人们在一波又一波的生态危机面前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与前景。归纳起来，这些意见和主张主要有三大类：(一)对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提出警告，引导人们高度重视生态问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用触目惊心的案例深刻地阐述了由过量使用农药引发的生态问题，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告戒人们必须变革工业社会的思维方法和增长模式，否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止或衰退。同年6月，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以国际社会的名义把对环境危机的警示提高到新的高度。(二)分析引发生态危机的原因，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1972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莱斯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的自我毁灭。本·阿格尔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197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1979年)两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斯的观点，明确提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消费性的过度生产，以提供过度的消费来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现象，而且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三)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与对策。应当说，迄今为止人们为解决生态危机提出了各种思路、对策，但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它的第一个人文发展报告，提出“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创建一种能够使人长期地享受健康和有创造性的生活。”1993年该署的人文发展报告又进一步阐明了发展的含义，指出发展是“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发展，由人去从事的发展。”联合国在积极确认和倡导人文发展路向的同时，于1980年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和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又相继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原则，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继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主题，讨论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深入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思想、理论和要求，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的形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我国也开始面临日益加大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时，专门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任务与路径选择。我们认为，这不仅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进一步明确目标，增强信心，而且为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和加大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促进与示范作用。根据全会提出的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一充满东方智慧的总思路，本文试提出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角──草原文化，希望这一来自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经验，能给当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某种启示与感悟。

草原文化是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游牧文化是其核心内容。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草原文化同农耕文化并列为人类社会两大重要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草原文化崇尚自然，坚持天人合一，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道路，不仅为保护弥足珍贵的草原生态环境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迪和范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弘扬草原文化应当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与价值取向。

弘扬草原文化，有利于树立并践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作为对传统工业文明反思的产物，摈弃了人对自然统治的观念，把自然纳入人自身发展的体系，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草原文化同生态文明相比产生的基础碧然不同，而在生态文明理念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报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更有某种内在的“强制”优势。

总括起来看，草原文化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理念主要是植根于这样三个方面的社会生活体系：一是教育体系。在草原民族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占有重要地位，可同“孝”文化、“友爱”文化并列为草原民族的三大传统文化教育主题。这在草原儿歌、谚语、故事、传说中都有体现。二是生产生活体系。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与草原生态相适应是贯穿于草原文化的主线之一。融入草原，适应草原环境，按四季轮牧，协调平衡人草畜关系──生态理念首先不是作为外在的东西投射到草原民族生活之中，而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流淌在草原民族的血液之中。三是制度保障体系。草原民族利用各种禁忌、习俗和法规严禁可能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把保护环境的理念牢牢地建立在各种软硬约束力之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草原民族那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保护草原环境、保障草原生态安全，难怪人们说，“保护草原是草原民族的天性”。

弘扬草原文化，有利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价值选择。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是如何处理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从人们迄今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纲领看，不能不认为人们对这一问题已有十分深切的认识，但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很好地加以贯彻呢？除了受发展条件与能力限制外，就是利益诉求与价值选择不同。面对地球这同一家园，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共同守卫它，而是抢先别人去开发、利用，甚至去掠夺。“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不论在总量还是人均的指标上，发达国家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左右，长期以来消耗着世界70%以上的资源和能源。”(1)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树立的就是这种样态。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就不会有出路。针对这种困境，我们只要认真回望草原文化，就会使我们眼前豁然明亮起来。草原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形成简约的理念和风尚，不事奢侈，不事浪费，一物多用，物尽其用，循循善用，恰如蒙古族的《袍子赞》所咏：《袖子是枕头，里襟是褥子，前襟是簸萁，后襟是斗篷，怀里是口袋，马蹄袖是手套……》(2)。草原民族这种独特的理念与行为准则，不仅使草原民族能够在观念领域爱慕自然、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而且在实践领域，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都同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化。当然，草原文化崇尚简约，并不是不追求发展，更不像有学者认为的那样陷入“停止”的状态，而是在追求人的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就像注重人的自身发展一样，注重环境的承受能力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走出一条保护环境，推进发展，天人合一的路子。草原文化充满生机、活力与美感，草原民族富于激情、情趣与感染力，不仅能够将自然界作为物质资源加以占用，还能够与之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保持一种诗意与审美关系。用生态文明的眼光看，就是他们善待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结果。

弘扬草原文化，有利于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问题日趋突出，人们开始担心地球这一我们赖依生存的唯一家园还能否继续维持和保障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竞相赶超的态势，我们的家园是否日趋狭小？“地球村”概念的提出是否从某一方面更加重了人们的担心？总之，近几十年来，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一股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悲观主义情绪一直徘徊在我们身影的左右，笼罩在我们心灵的上空，挥之不去，去而又来。面对这种阴影，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思维方式与增长模式，作到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又能促进发展；一方面要增强信心，相信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重新回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轨道。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知道，草原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草原民族创造了博大精神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部草原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草原文化向人们印证，人与自然是能够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相处是能够保障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能够对自然资源以最小的索取和反复利用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人在同自然和谐相处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实现物质生活家园与精神生活家园的统一。如果说“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3)，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自身本质的回归。古老的草原文化再次昭示人们到哪里去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当然，我们回到草原文化汲取启示和信心，不是说“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4)，而是依靠人的新的发展力量，主要是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成果，去追求人与自然新的和谐。这种新的和谐，一要主动，二要友好，三要共赢，达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战略构想。这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既不是遥远的历史记忆，更不是缥缈的梦想，而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脚下正在向前延展的路。

注释：

(1) 郑必坚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6月第二版第287页；

(2) 转引自陈寿朋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93页；

(3)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2页；

(4) 引自路甬祥《关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见《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逊2006年增刊第112页。

（稿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