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深描极其情境

《理性与文化之间：一桩土地纠纷之分析》是新近出现的一本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志，有很多值得读的东西。它的田野点是在我国西北黄河岸边一个名叫大川的库区村庄。作者吕文江博士在田野期间钟情于一桩复杂的土地纠纷，他由土地纠纷案例概括出“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的对立并揭示其普遍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人类学整体性出发，把土地纠纷放在乡村生活的整体性情境(context)中进行理解，同时，他又渗入历史维度的思考，结合历史情境，尽量将其产生的社会脉络与情境纳入考察的范围，对土地纠纷的多重意义进行了类似格尔兹所说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一：田野民族志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比较注重较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使以学位论文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品有一定的学术质量。这些田野工作在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脚印。《理性与文化之间》便是新近出现的一本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志。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民族志呢？它是我国学界对英文单词ethnography的意译，其词源出自希腊文ethnos（民族）和 graphein（记录）。不过，参考景军教授等人的意见，这个词译为“田野志”似乎更为妥当，这样可以避免与政府机构组织的修志工作中的“民族志”相混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词汇的译法问题依然没有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本文依旧使用“民族志”作为“田野民族志”的略称。

民族志似乎成了民族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这样说来，吕文江博士这样一本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来描述土地纠纷的书显然算是民族志。

二：社区研究范式

民族学强调实地调查，要求我们深入社区和村落进行参与观察，但是这种调查又必须带着理论上路。一本好的的民族志是搜集材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成果，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迄今，田野调查形成了两种基本类型，即全面调查和专题调查。顾名思义，前者是对调查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进行全面探究，以期获得比较全面的社区资料，它是人类学家采用最多的办法。由于涉及的东西较多，在某些具体问题研究层面可能不够深入和具体。

吕文江博士对大川村庄进行了多次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某一问题上有更细致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就成为必然，就要有所聚焦。他抓住一桩复杂的土地纠纷，在村庄整体视野下分析多重矛盾，并在书中用了四章（共六章）的篇幅进行详细论述。

正因为人类学家不可能详细描述生活的方方面面(whole way of life)，于是就出现了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应用较多的专题式民族志调查的田野工作模式。这类民族志一般聚焦于某一社区进行更为专门细致的访谈和参与观察，因为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细节，由这些细节才能够导出或建构更为复杂和精深的解释。不过，人类学整体观在田野考察和研究中还是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综合起来，创造出“文化”或“社会”的整体架构，强调文化或社会是一个整体，只有在整体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

三：深描：理论高于材料

事实要在理论建构中加以整理和选择。然而，民族志田野工作与理论分析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结合。尽管某些民族志对一个社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比如它先讲历史，然后开始就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社会组织、宗教、艺术等一一罗列，看似全面，而通篇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理论问题，给人的感觉就是为写民族志而写民族志。

论及当今的土地制度或土地纠纷问题，有许多从经济学和法学视角出发的研究，与之不同的是，吕文江博士从人类学的视野入手，运用社区研究范式，通过对一起较为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的深描，认为张小军教授关于象征地权的说法，是村民的文化声称，具有多重意义。他把人类学总体式的文化观念运用到对经济现象的讨论之中，发现经济生活是具体嵌入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的。如果说经济理性是个人在市场化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科层理性是政府在法律和政策的既定框架内对效率的追求，与之相对，文化理性则是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对人生经历的积淀和各种认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脱文化式的形式理性看似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但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剖析证明：无论经济理性还是科层理性，都不断遭遇文化理性的挑战。文化终究是社区的灵魂，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支配人们的行为。

民族志是写文化的。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所谓‘文化’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与意义。首先，文化可以分成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文化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一方面它可以存在于最具体的日常食衣住行与科技的物质层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表现在较抽象的伦理道德或信仰艺术之中。同时，它更可以归结为行为底层的逻辑思维结构。”由此可见，田野、理论和方法是民族志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情境：描述服从分析

普理查德说：“如果人们说我们是在使描述服从分析，那么，我们要回答说，我们的意图就是这样。”文化即文本，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文本并不仅仅是符号本身，而是一本可以通过田野工作来描写和揭示的民族志(Ethnography)。《理性与文化之间》对一起较为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的多重意义进行具体而微的辨析和透视，分别描述和分析了土地与历史、土地与国家、土地与市场的关系，它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基础上阐释土地纠纷，阐释土地纠纷背后的观念世界，揭示形式理性与文化理性的冲突。

民族志是文化的翻译。《理性与文化之间》亦是翻译之作，深描之外也透视理论分析，是解释之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吕文江博士把与土地纠纷有瓜葛的地方政府、不同村庄、村庄内部的不同居民对同一块土地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及他们基于这种差异所提出的不同说法和采取的不同行动翻译成人类学的观念语言。在这种文化翻译过程中，必须有建立在描述之上的分析解释，使描述服从分析，而不是纯粹客观的文化书写。

五：
■　结束语

阐释人类学关注文化符号的破译和对文化行为的深描及阐释。《理性与文化之间》是典型的阐释人类学的深描之作，它有共时的研究，也有历史解读；它具有社区情境，也有理论范式。格尔兹强调：一种立场──土著的眼光(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一种认知视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一种符号手段──深描(thick description)。深描注重描写的情境化，微观而深入，要求有长期的社区参与观察、历时和共时研究。民族志的深描和情境化将会是今后民族志田野工作的一个使用较多的方法论。

（稿件来源：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