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苗族家庭的历程：战后苗族漂泊的个案研究

导论

1975年 老挝的秘密战争结束之后，老挝的三十万苗族人 中约有一半被迫离开老挝，成了漂泊在外的难民。大部分难民在美国重新定居，还有一些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法属圭亚那和德国。老挝苗族 的这次漂泊和他们努力以一个族群整体身份生存下去的故事，为移民史增加了新的篇章。漂泊异乡的经历给苗族家庭带来许多问题，他们的语言，文化，信仰和传统都被中断。以至于目前（2010年）每一个老挝苗族人和美国苗族人都有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亲人。而且，法国和美国的很多年轻一代已经不会讲苗语了。另外，还有苗族人融入现代生活，教育、现代科技的接触（modern technology-know how）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

苗族情况简介

杨芒一家 属于老挝 苗族，苗族是亚洲的一个少数民族族群，居住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1975年后，一些苗族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属圭亚那和德国定居生活。中国是苗族的发源地，其苗族人口也为世界之最，大约有2,777,039人 。越南的苗族人口次之，大约有800,000人，再次之为老挝，有315，000人，以及美国，有 300,000人。

老挝苗族是中国苗族移民的后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尤其是18世纪的经济危机以及外国的挑衅，19世纪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苗民起义以及这一段时期的其他事件，使得老挝苗族的祖先逐渐从中国西南地区迁移到老挝。当他们抵达老挝之后，居住在高山丛林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山地农垦生活 。苗族信仰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族长亲属制度和口头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老挝的山地环境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过着自给自足，宁静平稳的生活，但也使他们远离外界，孤立而贫困，尤其缺乏接受教育以及获得其他政府服务的途径。

1893年，法国在老挝建立殖民地，强迫所有老挝人缴纳新的税种，苗族也不例外。苗族人对这些新的税种并不清楚，族长拒绝帮法国人向族人收税，并在1896年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以法国与苗族人和解告终，法国允许苗族族长管理苗族事务，维持他们的文化和在高山上的生活方式。这次和解，带来了二十年的半自治管理和宁静的生活。1919年，越南北部爆发起义，后来扩大到了老挝，也就是许多苗族人熟知的“Pa Chay 起义”。Pa Chay是出生在越南北部的苗族人，也是因为不熟悉法国税收体系，领导苗族人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他宣称他获得了神谕、预言和神力，召集苗族人团结起来，带领苗族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一开始是在越南北部，后来是老挝。1921年，Pa Chay被抓并处死，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在这次起义期间，老挝苗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站在法国一边，另外一派站在Pa Chay一方。选择站在法国一边的苗族人赢了，获得法国政府的报答与政治青睐。于是，他们的首领Lo Bliayao无可争议地成为老挝苗族的领袖，负责领导族人事务和代法国政府向族人收税。他本人也成为二十世纪20年代法国政府最为信任的苗族人。

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Lo Bliayao与他的秘书Ly Foung之间发生了冲突。Ly Foung出生于移民老挝的中国苗族文人家庭，他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会说老挝语、越南语和法语。他娶了Lo Bliayao的一个女儿Mai Lo Bliayao作为第二个妻子，但是这场婚姻并不很顺利，Mai自杀了，Lo Bliayao指责Ly Foung要对此事负责。他们开始争吵，最后发展成争夺领导权的悲剧，并导致二十世纪老挝苗族的分裂：那些过去由Lo Bliayao领导的一些族人继续跟随他；另外一些人选择了Ly Foung。30年代初，刚好是这场冲突最严重的时期，Lo Bliayao不幸去世，他生前未能平息这场纷争。因此，这场冲突延续到了下一代。Lo Bliayao的大儿子被任命为接任者，但是他并没有受过教育，身体也不好，也不是一个精锐的领导者，他不久就告退了，由Ly Foung 与 Mai的儿子Touby Lyfoung接任。Touby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与亲和力，加上会说流利的苗语、老挝语、法语和越南语。因为他的教育背景、领导能力和语言技能，法国人很高兴与Touby合作。但是，Touby母亲家族的一位叔叔Faydang Lobliayao对Touby接替Lo Bliayao的位置很愤怒，Faydang认为那个位置应该是他的而应不是Touby的。Faydang请求佩差拉亲王的帮助以谋其位 。不幸的是，佩差拉亲王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情，让双方都满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但是，二战让佩差拉亲王看到了老挝获得独立的希望，Faydang的事情也有机会解决。二战期间，法国得到Touby的支持，而日本则有Faydang 的协助，因此Faydang和Touby双方在二战期间再一次对立了。1945年，日本战败，法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回到了老挝，维持其殖民统治。法国政府为了报答Touby的协助，给了他政治力量和公职；更重要的是，把Touby从一个部落领袖提拔为全国性的政治家。失去日本的庇护后，Faydang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加入了老挝共产党运动，这更加激化了Faydang与Touby之间的敌对关系，和解变得更不可能了。冷战时期一系列事件扩大了Touby和Faydang的冲突，也使老挝整个国家变得四分五裂。二战结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冷战是资本主义世界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敌视。前苏联开始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将共产主义传播到全世界，而美国作为没有共产主义的国家，想要扼制共产主义的传播。老挝邻靠着正处于南北战争中的越南，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冷战时期的中心地带。1960年代初，越南战争波及老挝，也就是所谓的秘密战争。秘密战争在冷战时期中的关键事件占有的重要地位，老挝的苗族人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这场冲突。

苗族与老挝秘密战争

尽管1954年老挝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由于冷战的影响，冲突并未结束，老挝的政治精英们各自一派，也使得老挝呈现分裂的局面。老挝的北部和东北部毗邻中国、北越政府等共产主义国家，而西南部和西部则与南越政府、泰国等反共产主义国家接壤，它被夹在了对立双方的中间。琅勃拉邦王国的亲王们也分成了三派：左派、右派和中立派。由于苗族人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的未来，他们分别跟随了三位亲王，其中选择追随右派和老挝皇室政府的苗族人，就是后来在1961-1975年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盟友的那一派。左派追随了巴特寮革命运动。中立派成为了左、右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人数不多，都是无辜的受害者。1961年，CIA的官员与老挝右派军人领袖达成协议后，联系上了正在越南边境负责事务的王宝中校，王宝中校也是老挝右翼军人领袖的盟友，他同意与CIA合作，打击老挝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 。巴特寮革命运动与右派（包括了老挝皇室政府、CIA和右派苗族人组成的联盟）交战，原本是小规模的冲突却爆发成了重要的战争，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战争。之所以是秘密战争，因为前苏联和美国双方都没有公开宣布加入战争行列，而是私下与这场战争有关联。因为早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老挝成为一个中立的主权国，前苏联和美国都不可能公开宣布派兵到老挝，就像他们在越南所做的那样，因此他们私下派送士兵和人道主义援助到老挝，同时也派去了军事顾问和培训人员。

由于大部分老挝苗族人居住在与中国和越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带，他们的居住区域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前线，他们被迫加入到战争双方的行列之中。大约有一半的老挝苗族人在老挝皇室政府的领导下作战，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协助。另外，作为苗族人的后代，王宝中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被提拔为将军，还被任命为第二军区（Military Region II，MRII）的司令，负责老挝东北部的战事。因此，王宝将军和他的部下们成了这场冲突中的主要军事人员。在老挝共产党那边，Faydang 成了苗族人的政治领袖。1975年12月，巴特寮革命运动控制了整个老挝后，Faydang被任命为老挝最高人民议会（the Supreme People’s Council）的副主席，直到1986年逝世前，他都一直担任这个虚职。1975年5月，在辞去第二军区司令的职务后，王宝将军离开了老挝，借道泰国，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Touby Lyfoung被选为川圹省省长，1950年代末，成为老挝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Laos）的副主席，是老挝皇室政府内阁中第一个苗族人，也是第一位以少数民族族裔身份担任这个职务的老挝人。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担任过两个部长职务，先是司法部长，后来是卫生部长。1973年，巴特寮与皇室政府之间签订了停战协议，1974年组成了政治联合会员会（National Union）作为联合执政政府，Touby Lyfoung成为邮政通讯部的代理部长。1975年，Touby在老挝东北部出席一次内阁会议，老挝东北部是由老挝人民党控制，而Touby在那里被送到了一个再教育营地。1979年，Touby辞世，原因不明。1975年12月2日，在迫使老挝国王退位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共产党）宣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共产主义在老挝的全面胜利，也翻开了老挝共产主义历史的新篇章。

整个二十世纪里，老挝苗族的教育、经济、政治方面都得到了蓬勃发展。20年代初，一些老挝苗族家庭开始聘请家庭教师教育孩子，后来一些家庭将孩子送到了镇上的现代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早期的发展是老挝苗族进入现代教育体系的开端。40年代初，老挝苗族中有了第一批高中毕业的苗族学生。60年代，有了第一个苗族大学生。1972年，杨道（Yang Dao）博士在法国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老挝苗族人。另外一个可喜成就是老挝苗语书写系统的发展。50年代起，逐渐采用罗马拼音字母表（RPA）来书写苗语，后来被美国、老挝、越南、泰国以及中国云南的苗族广泛使用，另外，苗族网友也常常使用它。

1975年老挝政权发生变化之前，老挝的苗族人已经开始参政议政了。例如，1975年，在老挝皇室政府中任职的苗族人中，包括一位代理部长，三位老挝国民议会代表，一位老挝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一位将军，一位首席检察官，一位博士，还有30多名学生求学海外。在巴特寮这边，有一位苗族人成为了仅四位革命英雄中的一名，一位苗族人担任老挝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老挝人民党中和军官中也有不少苗族人。

战争期间，老挝苗族失去太多亲人，据估计，老挝3万苗族人中的10%死于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原因。1975年，战争结束，而老挝历史上最大一次难民潮开始了。大约10%的老挝人离开老挝，逃向周边国家。超过1/3的难民是苗族，大约占老挝苗族总人数的一半。大部分苗族难民都是战争时期选择跟随老挝皇室政府和CIA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去了美国，剩下的分散到了其他国家。有一小部分苗族难民在二十世纪80年代逃到中国，后来被遣送回老挝。截止2010年，美国苗族大约有30万人，加拿大有1000名苗族人，阿根廷30人，法属圭亚那3000人，法国有1-1.5万苗族人，德国有70人，澳大利亚有3000人，另外还有超过1万名老挝苗族难民合法或非法地在泰国居住。

今天，大约有31.5万苗族人居住在老挝，他们中的许多人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例如，老挝人民革命党（前老挝人民党）政治局中就有一位委员是苗族。许多苗族人在政府部门工作，老挝国民议会就有一位副主席是苗族人，还有两位部长也是苗族人。苗族人也担任其他职务，包括川圹省政府部门，万象市市长以及老挝国民议会的一些委员也是苗族。有两位老挝苗族人成了准将。苗族人也在其他机构和部门任职，从内阁负责人到大学教授，从行政长官到心脏病学家，从工人到企业家，都有苗族人的身影。

杨芒家庭的漫长历程

杨芒的父母有6个孩子，杨芒是年长的一个，因而被送到学校就读。由于经济困难，接受教育显得遥不可及，他的父母没法将所有孩子送进学校，尽管他们也希望能让孩子都接受教育，但只能让年长的一个孩子去读书。就像那时候许多苗族人一样，杨芒一家生活在老挝西北部沙耶武里省的农村，他们村子里或者邻村都没有学校。杨芒被送到镇上一个叔叔家，他就可以在镇上的学校读书了。镇上离杨芒一家所在的村子很远，步行的话大约需要一天。杨芒的父母都是刀耕火种的农民，尽管他们辛勤劳作，但与其他苗族父母一样，都很穷困，也不识字。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很和睦，因而生活也很平静，关爱和相互照顾。他们也把这种互爱互助、努力工作、自给自足、独立、责任感和坚强不屈的价值观教给了他们的孩子。杨芒的童年很幸福，与亲人的关系很融洽。全家对杨芒寄予了厚望，而杨芒也准备去面对他周围的世界。

1975年，老挝秘密战争结束的时候，杨芒是一个才15岁的学生。1975年秋，和很多战后苗族难民一样，杨芒一家从老挝逃到了泰国。他们一家花了两个星期从村子走到老挝与泰国边境地带的Pua难民营。由于害怕被抓，他们并没有沿着现成的逃跑路线，而是进入丛林，从老挝与泰国接壤的山林中跨过边境，丛林里到处都是高山、深渊、河流和森林。他们并没有为长途跋涉准备太多食物，因此一路上他们都是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河中的鱼、棕榈芯、野芭蕉树芯、水果以及其他可食用的植物。在两周的艰难跋涉与恐惧之后，他们到达了泰国东北部的Pua难民营。逃离了可怕的境况，他们很高兴，但是离开了他们的家、动物和朋友，他们又很悲伤。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成为背井离乡的难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命运远不是他们可以掌握的。他们成了难民，意味着必须依赖于人道物资的援助。面对未知的未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苗族难民一起呆在难民营里 。经过六个月的未知等待，杨芒一家以及其他苗族难民被转移到泰国东北部一个更隔离的难民营～Nam Yao难民营，离他们第一次所呆的Pua难民营大约10英里。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平安地返回老挝的机会完全不存在了。他们开始寻找机会前往第三国去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当阿根廷驻曼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Nam Yao难民营宣布他们愿意接收一些苗族难民去阿根廷时，杨芒一家在候选名单之列 。几个月后，他们得到消息说，阿根廷政府愿意接收他们一家人和其他20名苗族难民。因为当时杨芒已经结婚了，而且超过了18岁，他和他的新婚妻子Bao Cha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家庭，和他的父母不属于同一个家庭。杨芒和妻子被认为是最可能去阿根廷的，因为他们很年轻，又没有孩子，杨芒又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阿根廷大使馆工作人员想让杨芒和他的妻子与其他10个苗族家庭一起作为首批被接收的苗族难民去阿根廷。大使馆承诺，稍后会让他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也去阿根廷。1979年12月，杨芒和他的妻子离开了Nam Yao难民营去了曼谷，开始了他们到阿根廷的漫长旅程。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曼谷呆一个星期，填写完所有的文书资料。当他们在曼谷时，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意识到，没有杨芒的协助，大使馆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杨芒是这批难民中唯一会讲英语和法语的人。于是，大使馆请求杨芒在曼谷多呆3个星期协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他的难民则先去阿根廷。1979年12月，10个家庭组成的首批苗族难民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年1月，杨芒和他的妻子随同第二批被接收的难民一同抵达那里。第二批苗族难民有14个家庭，自他们之后再也没有苗族难民到阿根廷了。当时，在阿根廷的苗族难民一共有24个家庭，150多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表格填写和休整后，他们去了阿根廷的各个省份，例如里奥内格罗省（Rí；o Negro）和拉潘帕省（La Pamba）。有10个家庭去了里奥内格罗省省会别德马市(Viebma)，其他人则去了拉班巴省和另外一些剩杨芒和他的妻子在别德马市呆了大概一个月，学会了基本的农业技能和语言技能，之后被送到了一个小农镇── 比利亚雷吉纳镇(Villa Regina)，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约有两天的行程。在比利亚雷吉纳镇，所有成年人都被送到大型的苹果庄园、桃树庄园和葡萄农场堡作。从他们工作后不久，阿根廷政府就停止了对他们的难民资助，他们开始变得很穷，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他们常常去他们雇主的商店里赊账，雇主在月末结帐时从帐上扣去赊给他们的食物和其它物品，只给每个家庭15-25美元，他们的工资仅仅只够买大米。有一天，他们的西班牙语老师带他们去买食物，这个老师发现这些人只买大米，其它的一律不买。西班牙语老师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则回答说，他们每个月只有20美元的报酬，除了大米，他们买不起其它任何物品。听完，西班牙语老师开始哭了。4年之后，这些苗族人掌握了种植技巧，也会讲流利的西班牙语。他们与雇主们商议，要求按件计酬，而不是以前按照工作时长来付每天的报酬。雇主们同意了，而这些苗族人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工作以挣更多的钱。他们的目标是挣足够的钱后买机票去美国。这种行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们挣的钱比他们的监督人还多，因此监督人向雇主们投诉。苗族人们对这些监督人和这件事情很不满，于是想离开里奥内格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比利亚雷吉纳镇有关部门已经禁止火车站向任何苗族人出售任何火车票。苗族人不能买到火车票，于是他们开始了其它行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已经会讲流利的西班牙语。他们研究了一下具体状况后很快发现，巴士系统愿意向他们售票。买了车票之后，他们一起搭乘巴士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们直接去了联合国的办公室，投诉里奥内格罗的有关部门和阿根廷政府。他们投诉里奥内格罗有关部门限制他们在农场的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离开小镇去其它地方的自由。他们投诉阿根廷政府不讲信用，阿根廷政府承诺让杨芒的父母和更多苗族难民来阿根廷，但是这个承诺从未兑现过。他们还宣称，他们想在工厂工作，在城市生活。他们要求阿根廷政府帮他们找工作，提供住宿以呆在城市里。联合国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将苗族人安排在旅馆，同时与阿根廷政府取得联系以解决这个问题。阿根廷政府同意满足一部分要求，但是拒绝让更多的苗族难民到阿根廷。他们说，政府不能接收更多的苗族，不是因为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杨芒的父母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而且Nam Yao难民营里的人都不愿意去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帮这些苗族人在几个城市的工厂中找了份工作，他们因此要到不同的城市去谋生。所以，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杨芒一家和其它两个苗族家庭去了拉马克市（La Marque），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约一天的车程。有一些去了肖莱-肖莱市（Choele choel）和 路易贝尔特兰市（Lue Beltran），离拉马克市大约20英里，也不是很远，可以相互探望。因为他们在阿根廷是很小的群体，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相互帮助。苗族新年和其它特殊时刻，他们大部分人会聚在一起。他们也常常串门，保持社交联络以及分享信息。尽管他们住得很近，但是仍然感到孤独和隔离，他们很痛苦，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苗族人了，不能延续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了。他们思念以前苗族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族人。他们害怕苗语会很快消失，更害怕他们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代知道苗族和苗族人的世界。

1979年12月，就在杨芒离开Nam Yao难民营后不久，杨芒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被获准去美国定居。1980年，他们到达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他们总是希望杨芒一家能到美国来与家人团聚，但是他们是难民，没法做太多努力；他们能做的，仅仅是等待，希望能有好结果。在美国定居五年后，杨芒的父母成了美国公民。在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杨芒的父母开始申请资助杨芒一家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在分别了12年之后，即1992年，杨芒一家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弗雷斯诺市定居，一家人又团聚了，他们成为了美国最大一个苗族社区的成员。杨芒很高兴，他的6个孩子终于能够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和叔叔阿姨们了。杨芒的两个大女儿出生在阿根廷里奥内格罗省，其余几个孩子出生在拉马克市。尽管杨芒很高兴与家人重聚，但是他们必须在美国从头开始新的生活。杨芒和他的妻子在一所学校学习英语和职业技能。头几年，杨芒和妻子用他们过去在阿根廷的种植技术来养家糊口，他们租了一小块农场种植农作物，然后出售给当地的超市或旧金山的农贸市场。后来，杨芒找到一份看门的工作，工资刚好能维持家庭的基本需要，但是没法存钱买房子以及其它需求，没法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好工作，有房有车有存款，送孩子读大学等等。

在他们达到美国后不久，孩子们上学了，开始学习英语，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因为来美国的时候，孩子们还很小，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和学习技巧。杨芒的另外3个孩子是在加州出生。2010年，在他们移民美国18年后，这些孩子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大女儿See Andrea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毕业后，现在美国军队中任职，被派驻在阿拉斯加州。See Andrea回想起来说，她在读书中找到了喜爱与激情。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有过很多杰出的成绩。例如，1998年她从弗雷斯诺市的罗斯福高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她代表他们班的毕业生致告别词。在此之后，她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二女儿Isabel在获得护理专业硕士学位后，现在在弗雷斯诺市社区医院当护士。Isabel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三女儿Alicia从加州大学欧芬分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现在在南加州工作。四女儿Susanna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毕业后也工作了。五女儿Susana从弗雷斯诺市的加州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也找到了工作。Susana结婚后也在加州弗雷斯诺市建立了她的新家庭。第六个孩子Oscar是个男孩，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后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他也在加州州立大学获得了社区大学学士学位，现在也工作了。第七个孩子Christina出生在弗雷斯诺市，现在在克洛维斯市Sunnyside高中读书。2010年（也就是今年），Christina17岁了，她打算明年去读大学。第八个孩子叫John，他也是出生在加州弗雷斯诺市，今年14岁，也在克洛维斯市Sunnyside高中读书。最小的孩子Nathan出生在弗雷斯诺市，他今年读五年级。为了更加优秀，4个年长的女儿积极地从她们所接触的各种文化中汲取营养，她们的语言能力都很强，苗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都会；她们也很熟悉三种文化，相当精通美国文化。

2001年，杨芒一家从阿根廷到美国的第九年，他和妻子有时回想起在阿根廷的经历，他们说，阿根廷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想念那些很友好的阿根廷朋友、邻居和同事，那些人和他们一样穷，但是很厚道，很关心人，一旦与你熟悉了，就会把你当作一生的朋友。杨芒他们想念那种无忧无虑、不用担心暴力和犯罪的生活。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许多小镇，人们可以在夜里外出，而不必担心被抢劫。走在街上，人们会互相问候，关心他人，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当被问到歧视和偏见时，杨芒和他妻子都说，他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那些人对他们有任何歧视。他们不想在阿根廷生活的唯一理由就是，那里的苗族社群太小了，而且他们真的很想念家人和朋友，想与自己的族人们在一起。杨芒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像在阿根廷那样孤立。因为在阿根廷的孤独和隔离，阿根廷的大部分苗族人后来都去了美国、法属圭亚那和德国。截止2010年，只有大约20名苗族人仍然呆在阿根廷，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不久也会全部离开阿根廷。

杨芒和他妻子说，美国的生活比较适合孩子们，孩子可以有机会接受教育，有途径获得其他资源。他们的孩子不仅有机会上大学，而且还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和资助，让他们能够不需要父母资助而完成学业。上一代的孤独和困苦的经历最终给下一代带来了益处。

在美国，尽管有许多正面的发展，但他们的生活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时刻。二十世纪90年代，杨芒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尽管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是她的母亲还是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50岁。她生前与来自阿根廷的孙辈们乐享天年的时间仅有6年。整个家庭为失去她这个维系大家庭的长辈而备受打击。

杨芒的母亲去世几年后，杨芒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病情恶化得很快，扩散到他的脊柱，导致他瘫痪了。2006年，家中年长的女儿们凑钱给父母买了一栋房子，房款已经付清。女儿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母所受痛苦的感激，回报父母对她们的爱。女儿们都工作了，也有很高的薪水。尽管有孩子们和亲戚们无限的支持与爱，杨芒最终没能战胜病魔，于2008年12月去世，不到60岁。杨芒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和9个孩子到了美国，到了这个到处都是移民和机会的国家。他承诺将带他们到美国，他做到了，他知道他的孩子将会有更好的生活。他努力挣扎、奋斗和牺牲，给下一代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下一代可以接受教育，可以活得更好。而他的孩子们也将会更尊敬下下一代，因为他们将会在美国传统与价值和苗族文化中做得更好。他们也将会成为苗族大漂泊的一部分；漂泊文化的传承将会贯穿始终。

结论和讨论

杨芒一家的经历代表了战后苗族大漂泊中许多苗族家庭的遭遇。一半左右的老挝苗族人离开了故土，成为了漂在海外的难民。如上所述，他们分散到了五大洲。截止至2010年，苗族人不仅居住在亚洲、美洲、澳大利亚、欧洲，也有的去了非洲。尽管没有苗族难民在非洲定居，但是有不少美国苗族人在非洲工作和生活，例如美国驻加纳大使馆陆军武官TongYang少校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利比亚机构工作的Paul Vang。还有一个来自泰国的苗族家庭在坦桑尼亚居住，其丈夫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可以说，只要哪里有陆地，哪里就有苗族人。

杨芒一家的案例表明，苗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遇到了许多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消极的一面是，许多苗族家庭定居的国家对他们并不友善，强迫他们劳累工作，筋疲力尽，而没有任何机会获得提拔。而且，苗族文化的延续被中断了，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也被中断了。或是因为转向其它宗教信仰，或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去指导实践行为，许多苗族人已经不再做苗族宗教信仰的法事了。欧洲和美国的年轻苗族人不再讲苗语，他们生活在苗族社群之外，被更有威信，更强大的主流语言所影响。最后，美国和老挝的每一个苗族家庭都有一个家庭成员生活在其他国家。例如，作者本人有一个妹妹住在法国，是法国公民，另外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泰国，是泰国公民。一个家庭的三个孩子分散到了三个洲。从这一代起，他们的孩子不再用苗语跟彼此交流了，因为他们成长在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这与传统的苗族价值观念相悖，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成员必须住得比较近，离长辈很近。现在却不同了，传统的孝顺观将会改变，或者消失。

但是，也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在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许多苗族人能够接受教育，获得资源、科技和科学知识。就像杨芒一家那样，不超过一代人，孩子们就会成为专职人员，为收养了他们的国家和世界人道主义做出最大贡献。在美国，苗族人也有进入政界的，有一些还获得了公职。一些美国苗族人也进入了商业领域、学术界、军界和科学界。他们的故事表明，成功并不取决于种族，而是有机会和渠道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教育。当美国苗族人有了同等机会和渠道去获得资源和教育，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来。

苗族有一句谚语是，“yog av luaj quas ces thiaj quas tas ib txhiab ib txhis.Yog toj roob hauv pes quas ces yeej yuav sib pom xwb.”意思是，“只有入土为安后，子孙才会分开；天各一方，不过是暂时的离别”。这是杨芒一家在分别数年后争取重聚的动力和希望。苗族人还说，“Nqaij ib daig tawv ib phob”（“皮是皮，肉是肉”）。对与苗族人而言，族人都是骨肉同胞，不管是幸福岁月还是灾难年代，他们必须在一起。尽管他们也期望能这样，也尽量努力去实现团聚的愿望，但是，现在苗族的确分散在五个洲了。

杨芒一家的经历也表明，苗族人是很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足智多谋。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总是能很快适应并且改变自己。他们能物尽其用，尽量活得更好。这些都更加强化了苗族关于有一个强大的家族的传统观念，传承苗族文化和语言，学习别人的长处以生存下去。

作者介绍：
杨廓（Kou Yang，Yang是姓，Kou是名）是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洛斯分校族群与性别研究系亚裔美国人研究的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合作的教育领导项目，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杨廓发表了关于苗族的许多文章，他的文章出现在很多期刊杂志上，包括《族群研究评论》（Ethnic Studies Review），《亚裔美国人研究》（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亚太移民研究》（Asian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苗学研究》（Hmong Studies Journal），《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等。他还参与许多著作的编辑和撰写，《旅程》（Passage），《苗族论坛》（Hmong Forum），《苗族：历史与文化简介》（The Hmong：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渐渐出现的声音：亚裔美国人不为人知的经历》（Emerging Voices：The Experiences of Underrepresented Asian Americans），《苗族移民史》（Hmong/Miao Migration），《全球化和跨国主义对苗族的影响》（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on the Hmong）以及《苗族研究》（Miao Research）等等。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苗族、美国苗族、苗族移民、苗族女性的领导管理、苗族社会的性别与社会变迁以及苗族大漂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