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区“惜杀惜售”问题的研究

但凡研究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发展的学者，大多要提及农（牧）户的“惜杀惜卖”现象，并且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现象是影响藏族地区牲畜出栏率低，导致商品经济落后和草原超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多数人将这一现象的症结归为宗教和其他传统因素影响下的观念陈旧与落后，很少有人将自身置于藏族农（牧）户的地位，设身处地的从经济和生态等更深层次和新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笔者拟重点从经济和生态等视角并结合自己多年在西藏农牧区实地调查感受，对藏族农牧民的“惜杀惜卖”现象做一个诠释。希望笔者的诠释有利于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和分析这个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传统观念：诠释惜杀惜卖的一个缘由

1、牲畜与家户共同生存与发展，是家庭一份子

在传统藏族社会里，没有不染指牧业，即没有所谓纯粹意义上的农民。现阶段，在大多数藏族居民居住的农耕地区仍人畜同院。每每太阳东升，村子里的各种牲畜便在牧人的引领下，结伴前往村寨附近的山地吃草；黄昏来临，牧人将大群的牲畜引领回村头后，便撒手回家休息，牲畜会自寻家门，如家门未开，牲畜会用肢体撞击，告知家人开门。在牧区，夏季时分，牲畜随牧人在高山逐水觅食；夜晚时分，牧人居于帐篷，牲畜居于棚外。冬季时分，随牧人到海拔较低处生息，牧人居于简陋的冬窝子，牲畜居于室外，而那些出生不久的幼畜会与主人同居于室内，取暖避寒，寒气逼人之时，主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胸膛温暖幼畜，使其健康成长。

笔者有一亲属，与他朝夕相处多年的马死后，时分伤感，为续与马之深情，在其马亡24小时后，自己动手，去其内脏并用甘草填充，精心缝上后置于家中一角。用他的话讲：“马虽亡，但每日他还想再看看。”人畜之情意可见一斑。

因此，在绝大多数藏族农牧民眼中，牲畜就是家庭一份子，最起码是人类的朋友，别说杀之，就是售之也难以割舍。藏族农牧民还特别珍爱畜役，笔者曾问过许多藏族老人，为何藏族文化十分忌讳食用马肉，回答不尽相同。但有人告知，藏族农牧民所养牲畜可分为两类，一类需要主人伺候，可食之，比如猪、羊和犏牛等；一类乃侍候主人，最典型的就是马和驴，不可食用之。也许，这样的说道无法诠释笔者之问题，但也道出了许多深层次的寓意。

2、宗教文化忌杀生灵，潜意识助长了“惜杀惜卖”

藏族农牧民大多笃信藏传佛教，认为各种生命体均有其灵魂，而且灵魂将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即所谓的灵魂转世，而佛教之首条戒律就是忌杀生。因此，在传统藏族社会里，放生之习俗非常普遍。家中一旦有人生老病死，就会放生。寺院的高僧大德如患大病，更要放生。对自养牲畜的放生一般不外乎两个方法。一是赠与寺院，寺院会找专人看养；二是自己放养，直至自然死亡。

需要说明的是，自养放牲畜多为那些生产和繁殖能力强，对家庭经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的牲畜，人民将其作为放生牲畜，除了宗教因素外，感恩也是一个重要缘由。此外，随着藏族农牧民收入渠道逐渐增加，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部分家户开始减少对牲畜的依赖，其做法是增加出栏的同时，也增加了放生牲畜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数家户放生牲畜的增幅大于出栏数的增幅。西藏那曲地区一个靠虫草收入发家的牧户告诉笔者，他是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将牲畜规模缩小了一半。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藏族农牧民食用猪和牛羊肉，但一般不会食用刚宰杀的牲畜肉，因为藏族农牧民普遍相信牲畜也有灵魂，而且需要24小时方才完成灵魂的脱体。还有，即便今日，畜之主人基本不会亲自宰杀牲畜，定要宰杀，也要请屠夫。然而，不是每个村寨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屠夫，许多时候，需要从其他村落或部落迎请，除了要在吃、住等方面给予热情款待外，还要用牲畜之头颅和内脏加以酬谢。

二：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惜杀惜卖是防风险求生存的自然选择

1、饲养周期长，单体生产能力下降的时候，选择数量优势是不得以的选择

由于过度放牧和超载，加之长期缺少科学管理和保护措施，藏族地区大多数草地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沙化。比如，西藏自治区已有近3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约占一半左右，还有约十分之一的草地已明显沙化。在西藏主要牧区那曲，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两大类草地的平均产草量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2760kg/ha与1175kg/ha，分别减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1107kg/ha与511kg/ha，减少了50～60％。上个世纪90年代，青海省的退化草地已经达533.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7％。

草地退化致使牲畜饲草量不足，草畜矛盾加剧。加之自然经济条件下，牲畜的长期近亲繁殖等缘由，直接影响了牲畜的生产能力。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西藏牲畜单体生产能力明显下降，牦牛酮体平均减少近50％，酥油产量平均减少近10斤，绵羊产毛精品减少近0.5斤 。还有，在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的青海省藏族牧区，上世纪60年代，羊的平均酮体重在20～30公斤。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羊的平均酮体重仅为15～20公斤。

与此同时，藏族地区、特别是游牧地区的人口仍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比如，以牧业为主的西藏那曲和阿里地区，近几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在10&permil；左右，远高于西藏其它几个地（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关于此，近年来笔者在那曲等牧区实地调查也得以进一步证实，一般牧户家庭养育孩子数量为4～6个；然而，在西藏其它农区，一般农户家庭养育孩子数量仅为2～3个。随着西藏牧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对其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牲畜的需求数量也不断增加。

此外，藏地牲畜的生长周期普遍长于低海拔地区的牲畜。牦牛一般需要5～7年时间，绵羊需要3～5年时间方能出栏。因此，在牲畜饲养周期长、单体生产能力逐步下降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现实面前，发挥群体优势，惜杀惜卖，追求牲畜的规模效益是西藏家户一种不得以的选择和本能的反应，这种选择与反应在纯牧业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2、面对多发的自然灾害，以数量保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的选择。

藏族农牧民生活在世界最艰苦的环境中，沿袭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逐水草而牧”的生产方式。虽然大自然赋予了牧民广袤的草原，但自然也有其琢磨不透的喜怒哀乐。尤其在近几十年里，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显著增加。过去每10年左右才有一次较大的雪灾，而近几十年，每两三年就有一次中等规模的雪灾，每五六年就有一次较大的雪灾。尤其是1989年～1990年的那场大雪令人记忆犹新且教训深刻。面对高原频繁的自然灾害，一个最有力的事实是，牲畜的存栏越多，灾害过去后存活的数目就相对越多。然而，一些牲畜数量较少的牧户在灾害后即刻陷入贫困，且多年里难以翻身。反之，牲畜数量较多的牧户虽然也遭受巨大损失，但很快就会畜丁兴旺。曾有牧人亲口告诉笔者：“人多，牲畜就得多，雪灾后活下来的牲畜就越多，活的也更好”。因此，藏族牧民面对多发的自然灾害，惜杀惜卖，以数量保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的选择。

三：惜杀惜卖：具有重要的经济内涵

1、牲畜是家户最耀眼的财富，最直接的储蓄方式

当今社会处于剧烈的发展变迁之中，即便如此，许多藏族农牧民居住和生活的地区人仍处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时期。试想，产品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富象征应该是什么，最盈利的储蓄产品又应该是什么。许多藏族农牧民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劳动之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最值钱的财富，能够让财富再生财富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储蓄。就藏族农牧民而言，最重要的劳动成果是牲畜和粮食。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族传统社会里，不仅针对牲畜的“惜杀惜卖”广泛存在，针对粮食的“惜卖”现象也存在，家中囤积有数万斤粮食的农户大有人在。然而，能够让财富再生财富的产品并非耕地，非牲畜莫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在藏族生活的多数地区，耕地被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农牧民没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如今，虽然耕地的使用权归农户占有，但农户不具有所有权，也就不具有交易权，耕地之规模难以变化，充其量是固定的财富。但牲畜就不一样，农牧户得到了完整的支配权，既可屠宰，也可交易，牲畜可以再生牲畜。可见，在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传统藏族社会里，牲畜不仅是最耀眼的财富，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储蓄和最理想的保值、升值产品。藏族农牧民对如此重要的财富和产品给予更多的珍惜和珍藏，我们不仅应该加以理解，还应该看到其合理的一面。

2、牲畜是家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牧互补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在藏族农牧民生活的社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大多拥有较多牲畜。有人就问过笔者，为什么主要从事农耕产业的藏族农牧民要养如此多的牲畜？为什么在畜产品较容易转换成现金的今天，藏族农牧民宁愿选择储存牲畜而不选择储存货币？

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藏族农牧民生活的社区或不远的周边，现金几乎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各种畜产品，但有一样东西不易买到，即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有机肥。藏族农牧民生活在温度较低、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地区，虽有大量耕地星罗棋布于河谷，但其质量无法与平原地区肥沃土地相提并论。欲求丰产，就需大量的有机肥，较低的气温，稀少的氧气和稀疏的植被等环境条件使得有机肥不易寻积。长期以来，藏族农牧民解决有机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将畜粪积存于院落或附近，二是将畜粪制成的燃料烧毕后存于吊厕。可见，在藏族社区，牲畜不仅是畜产品的主要来源和主人的劳动帮手，牲畜还直接生产藏族社区较为稀缺的燃料和有机肥。换而言之，在传统藏族社会里，牲畜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特性。为什么有的家户连老畜、病畜和残畜也不愿出售和杀之，农户的解释是，它们还能够产出肥料和燃料。

如今，为增加产出，化肥已被西藏农户广泛使用，并且使用数量也逐年增加。据笔者对西藏农牧区近200名农户十多年的跟踪调查，化肥的增产效率非常显著，最高多达150%，最低也在20%以上。然而，农户普遍反映，使用化肥以后，就需要更多的有机肥，否则，耕地容易板结，更多的畜粪需求自然会拉动牲畜规模的扩大，而更多的粮食产出使得牲畜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牲畜具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等多重性，牲畜的规模直接影响着耕地的产出，牧旺促进农旺、农旺反哺牧旺的所谓农牧互补的现象不仅普遍，而且是藏族生存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基本特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大规模地开展了旨在消除农村贫困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农村，政府正是遵循农牧互补的特征，针对藏族农户具有的“惜杀惜卖”特点，不是给予农户现金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帮助，而是通过赠送牲畜的扶持方法，使得许多农户摆脱了贫困。

四：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观念应该变，也在变

1、生态和市场环境在变，观念也在变

当前，在草畜矛盾日渐突出，牲畜品质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藏族农牧民自身也在考虑惜杀惜卖的后果，并力所能及做出一些调整，其中的几个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藏族农牧民对马的饲养态度有了较大改变。众所周知，马在游牧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藏族文化中更是如此。然而，在牧草资源稀缺性愈发突出和道路交通的改善非常明显的今天，鉴于马对牧草需求数量大，以及在农牧民生产生活中的用途越来越少的实际情况，藏族农牧民已开始逐步调整畜群结构。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举措就是减少马的饲养。在牧区，越来越多的牧民用摩托车替代马匹。在农耕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用拖拉机替代马匹。比如几年前，纵贯于江孜和白朗县大道小路的两轮马车是当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然短短几年就时过境迁。如今，马车已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拖拉机和汽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养马再不经济，但藏族农牧民也绝不会将其杀之，如具备市场条件，将其出售是可以接受的。随着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不断开放，迎来了许多专门从事牲畜交易的穆斯林商贩，他们对于替代环节产生了重要作用。因此，观念的改变除了利益驱使、环境因素外，一定的外部条件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穆斯林商贩的走村串户，这样的替代也不易实现。然而，笔者在那曲等牧区实地调查发现，目前，牧民们普遍感觉缺乏市场交换环境，牧民们出售牲畜还比较困难，这或许是西藏牧区牲畜出栏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藏族农牧民为自我消费而宰杀自有牲畜的量越来越多。现阶段，西藏农牧区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交易主要以货币为媒介。鉴于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以及货币稀缺性的越来越突出，但相对以前而言，藏族农牧民用货币换取牲畜以满足其消费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市场化道路带来的价格信号、交易方式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藏族农牧民的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家庭，对于畜群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也有较大影响。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农户的饲养偏好也在开始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在购买牲畜时更追求强壮或生产能力强的牲畜，比如产奶能力强的杂交奶牛 和体格强健的种牛就很受农户青睐。笔者调研点的一个房东就在前几年出售了三头藏系奶牛，再添上一些现金购买了一头体格硕大的杂交花奶牛。

2、欲求观念的进一步变化，需要更大的动力和外部条件的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藏族农牧民惜杀惜卖背后除去非经济因素外，也有其保生存、求发展的重要经济背景。因此，从理论上讲，欲求这种观念的变化，一个最佳途径就是减少农牧民对牲畜的严重依赖。然而，在传统藏族社会里，农牧民沿袭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其中，游牧民除了拥有游牧知识及相关技能外，缺乏从事其它产业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连揉皮和搭建过冬窝棚这样简单的工作，也求助于附近的农民。

一般说来，藏族农耕地区的农民就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与技能而言，要高于游牧民，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他们同样是弱者。虽然，从统计学意义上讲，目前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出现了许多革命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地是，西藏农牧民人口仍占全区总人口80％以上，农牧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西藏农牧区仍处于传统农牧业社会阶段。众所周知，西藏农牧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较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间的矛盾异常突出。由此看来，实现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任务仍相当艰巨。

为了使西藏农牧民迅速从传统农牧业社会阶段进入到现代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减少对牲畜的过渡依赖，有效解决藏族人民对牲畜的“惜杀惜卖”现象。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还得不遗余力地为藏族农牧民提供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十五”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农牧区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引导游牧民定居，即实施了“西藏牧区草原建设与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项目。到2005年底，西藏自治区政府已使三万多名游牧民群众实现了定居，并得到了牧民们的高度赞赏。2006年初，西藏自治区政府全面实施了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内容是，不惜重金打造游牧民定居点，以及配套提供通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由此，藏族牧民不仅实现了“定居”这一基本目标，而且还实现了“安居”，这给藏族牧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当前利益。

然而，藏族牧民搬迁到定居点后，在基本实现“安居”的同时，更要解决他们的“乐业”问题，即基本实现“搬得出、留得注富得起”的长远目标。基于此，政府还必须努力在定居点为藏族牧民寻找新的产业替代，并为其提供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农村公共服务，努力提高搬迁群众的劳动技能与人力资本，这样才可能最终为藏族牧民提供长期可兑现的经济收益。

⊙　作者简介

罗绒战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东方研究院“游牧社会的变迁与重构“项目（项目编号SFB 586A4）高级专家，本文系该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