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傩的内涵与外延

傩是什么？傩与非傩的界线是什么？这是一个在傩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会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时至今日在学术界争议仍很大的问题之一。

2003年10月在贵州德江召开的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究会上，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 曲六乙 先生在总结会上作了发言，其中就有这样几句话，大意是：傩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有人问我，你们研究的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就不能够很好地回答，显得底气不足。

2005年6月24日《新华每日消息，讯》文化版（第7版）以《傩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跳大神”》发表记者文章，文章以冷静的笔调描述了南昌“国际傩文化艺术节”举办期间当地市民的反映，“除了惊奇，没有多少人表示太多的热情。在踩街的队伍里，一些市民在问：傩是不是就是‘跳大神’？发出疑惑的不仅仅是一些市民和观看踩街的观众，还包括对傩有过研究的文化学者。”

为什么民众和一些学者，会发出“傩是不是就是‘跳大神’”的疑惑？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弄不明白，傩是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那么，请问，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跳大神”、“跳中神”、“跳小神”、“跳‘洋’神”等等，是不是都是傩？如果回答“不是”，那么，请问，跳什么样的“神”，怎样“跳神”才是傩？

一

傩是什么？按照目前学术界权威的说法，“傩，是远古时代人们为了驱逐疫鬼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

但这个“一种”，在现阶段各地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品牌打造活动中，却出现了“无所不包”的情况，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名目繁多的“傩”层出不穷，已经到了没有哪一种民俗现象不敢用“傩”来加以收罗的地步，甚至有人说“凡是弄不清楚的东西都可以归属于傩”！

据笔者粗略统计，被各种学术论文或专著锁定为“傩”的民间文化艺术现象，总数已达1！《0到180种之多，而且在数目、种类上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且不说能够列为一个种类的文化现象会被人们直言不讳地称为“傩”，就是一次野外调查中偶尔发现一幅崖画，或考古活动中发现一方陶片上的纹饰，也可以冲口而出──“这就是傩”！

但在这些民俗现象，很多东西在当地民众中并不称为傩，没有文字记述这些东西就是傩，其它文献上也没有关于这些东西是傩的记载，那么，凭什么断定它们就是“傩”？！

这种“我想说是傩，它就是傩”的做法，可以说是学术上指手为界、拍额定板的典型例子。

在目前的学术界，由于被划定为“傩”的东西种类十分庞杂，数量极大，外延上几乎无边无际，于是，关于傩产生的地点便有“中原说”、“西域说”、“东夷说”、“百越说”、“侗台说”、“国外传入说”等等；关于傩出现的时间，就有“人类远古说”、“黄帝时代说”、“殷商说”、“春秋说”、“秦汉说”、“两晋说”、“隋唐说”、“宋、五代”，甚至说傩产生于元、明时期的；至于谈到傩的属性，有的认为傩是一种祭祀，有的说是一种巫术，有的说是一种原始舞蹈，有的说是一种戏剧，还有的说是一种综合性质的文化形式，等等。

按理说，学术上有不同看法，出现一些争议，完全是正常现象，但象傩研究领域的各种观点之间，在傩产生时间的断代跨度差距竟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在傩产生地点的确定上相距万儿八千里，在属性认定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现象，笔者估计，恐怕在各学术门类中是独一无二的！于是，傩研究领域就出现了百家百个号，千人千个调的局面，谁是谁非？不仅行外人弄不清楚，就连一些从事傩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说不清楚“傩”。

对一种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判断，科学的方法应是从该文化现象的原生地或保存地的生态情况出发，尊重当地民众对该文化现象的原本认知体系，包括称谓及类别判定，而不是由学者、专家拍额定板，指手为界。但目前在傩的研究领域中，总数将近200种之多的所谓的“傩”，在它们的原保存地，大多数并不叫“傩”！笔者曾先后专程调查或出差顺道走访过北京、山西、广东、重庆、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的部分地方和贵州省的许多县市，在和一些较为偏远地方的民间艺人交谈时，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傩，他们大多回答不知道，问他们表演的民间祭祀活动是什么，他们就明确地告诉我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对这些东西怎么称呼，比如：湘西、黔东北等地的毛古斯在当地民众中就叫“毛古斯”，而不是叫“傩”。山西曲沃一带的扇面神鼓在当地民众中就叫“扇面神鼓”，而不是叫“傩”。

贵州松桃一带的椎牛祭祖活动在当地苗语中称“龙涅”，而不是叫“傩”。

贵州威宁的“撮泰吉”，其名称源于彝语，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变人戏”。这一活动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撮泰吉”，而不是叫“傩”。

“打罗汉”是安徽歙县一带民间元宵节举行的祭祀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祭惠安法师。这一活动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打罗汉”，而不是叫“傩”。

安徽祁门县的“游太阳”祭祀的是江华及他的九个儿子。汪华，隋末人，封歙州刺史，因保卫故里免除战乱，乡人立庙祭祀他，称为大神。这一活动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游太阳”，而不是叫“傩”。

江西南丰的“跳竹马”是表演花关索（又称关索）与鲍三娘、关公与周仓对阵的一种舞蹈。这一活动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跳竹马”，而不是叫“傩”。

“跳於菟”是青海同仁县内一部分土族民众驱除附着于各家的疫病与晦气，预祝新一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仪式。这项活动源于土族的虎崇拜习俗，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跳於菟”，而不是叫“傩”。

武安的“捉黄鬼”活动，表现的是阎罗王捉黄鬼的活动，《捉黄鬼》是一个劝戒人尊老爱幼的节目。这一活动在当地民间一直就叫做“捉黄鬼”，而不是叫“傩”。

……

在国外，被学者指认为“傩”的越南的“过索”，日本的“大祓神事”，一直未改其名。现仍鲜活地留存在广阔民间的民俗文化中，似未见被当地民众直呼为“傩”的东西，在当地民众口中就不称为“傩”，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内容不同，功能各异，形态千差万别的各民族民间节庆、祭祀、舞蹈、戏曲等等文化艺术形式，在它们各自的流传地并不被当作“傩”，怎么到了官员的眼中，商人的手中，学者的文章中忽然就变成“傩”了呢？

在一次小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上谈及这种现象时，一位年轻的少数民族傩祭师用一句很时髦的话表达内心的忿懑：“我们被剥夺话语权了”！

我想，这位傩祭师的话不管是否是一种过激言辞，都应该能给我们以某种警醒，在提倡保护原生文化真实性、完整性、独特性的今天，这种在傩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剥夺话语权”的现象，应该不仅是原祝厚及原生文化的悲哀，恐怕也是傩学的悲哀，更是傩学研究者的悲哀，因为如果一门学科到了靠剥夺其他文化种类的话语权来人为地拼凑或任意发挥的地步，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我看来，一个文化现象是不是傩，应该由当地民间的文化传承者说了算，傩究竟包括了哪些文化现象，应该视当地的民俗情况而定。如果由某些人即兴拍板，指手为界，是大错特错的，至少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

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我国汉民族及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汉民族有着同样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些少数民族，有可能在特殊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某些特殊的文化财富，只不过，由于历史尘埃的掩盖，已很难理清了，这场。使一代又一代的注家、研究者始终在汉文献的故纸堆里转圈圈，在汉族大一统及“王化至上”的观念影响下，只相信汉文化独尊独善，汉文化泽被四夷，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会影响汉文化，或者说汉文化中有的东西竟然源自于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远远落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这一类的看法，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无法接受的。于是，论证来论证去，得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如：“傩”之所以谓之“傩”，乃是因为举行祭祀时祭师口作“傩、傩”之声；“傩是一种泛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等等，傩是似乎成了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怪物。结果是，“以儒家经典中恒用政治、经济、道德风习等熟语，以求楚故，则说之益巧，恐失之益巨”。（姜亮夫语）

笔者生长在傩祭师世家，世居武陵山区，自小愚顽，但对祖父给人“做好事”（替人冲傩、还傩愿）的那一套却也一直有兴趣。进了大学，听教授的讲解并看学者的文章，才知道我小时候和我的祖父所干的，竟是传承文化的活儿。有一次，接到学院民研社（现已成为民研所）的征稿通知，想来想去，便将伯父用“神法”医治一位“神癫”病人的大致过程写出来，结果得到 潘定智 先生的肯定，发表在《苗岭风谣》第六期上，还得了个奖。此后便毕业了，分配到文化部门，工作之余也不时写写这类东西。1991至1995年，贵州省文物处与铜仁地区文化局筹建“中国傩文化博物馆”，我有幸时断时续地被抽调去参与有关傩的调查工作，得以到不少地方去观模

几年下来，观摹的民间祭祀种类真是不少，场次则以百数计。但对于“傩”是什么，在我的头脑中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这几年中，我特别留心这样一个事情，那就是对于一种祭祀，我必须弄清楚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称呼的，他们心目中的傩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结果发现各地的情况与我家乡的情形差别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傩这种东西在民间并不是一种影响力特别大的祭祀活动，更不是可以包罗一切的东西，傩就是傩，它既有特定的内涵，在包含的种类上也与其它的祭祀形式有区别。

在傩活动调查中，我特别注意把我的家乡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情况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松桃在历史上属于南方长城外围的“生苗”聚居区，这里的苗家人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特别多，而且都是为了满足驱邪纳吉愿望而进行的。在这当中，有的祭祀活动要祭祀傩神，有的则不祭祀傩神。

这里的苗家人认为，傩神就是本民族的始祖神，在具体的祭祀活动中，傩神在祭坛上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女性单一型始祖神，苗语称“Ned nuox bad ghunb”(汉语音译“奶傩巴棍”，意即“最远古的女始祖”)，木雕偶像为老年女性形象，著苗装，神态安祥，在“刨板颇果”（用木棒将猪打死以火去毛祭祖的祭仪）等活动中被供奉在竹条、树皮搭成的山洞状祭棚内；另一种是男女配偶型始祖神，木雕偶像为一男一女，苗语称“Ned nuox、Bad nuox”（汉语音译“奶傩、巴傩”，意即“始祖母、始祖公”），在“敲傩还愿”、“冲傩”等祭祀活动中，被供奉在竹片、剪纸、彩绘纸等材料扎成的拱洞形祭棚内。

从这一区域苗语方言的语境习惯和词语结构，去考察苗语对于“傩”（Nuox）的称呼，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傩”（Nuox）的含义具有特定性、专属性。在“Ned nuox bad ghunb”一词中，“Nuox（傩）”是中心词，特指创造人类的祖先（始祖），而不是泛指所有的神灵，“ned”（音“奶”，意即“女性”、“雌”、“母性的”）、“bad”（音“巴”，意即“老”、“年迈”）、“ghunb”（音近“棍”，意即“鬼”、“神圣”、“精灵”）等字眼都用来是修饰“Nuox（傩）”的，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创造人类的那位最古老的女性祖先神”；同样，在“Ned nuox、Bad nuox”这样一个并列词组中，“Nuox（傩）”也是中心词，“ned”（音“奶”，意与上同）、“bad”（音“巴”，意与上同）也是用来修饰“Nuox（傩）”的，这个并列词组的含义是“创造人类的最古老的女性祖先神和男性祖先神”。

祭祀祖先神傩神的活动在这带的苗家人生活中，被看成是最虔诚、最隆重、最广泛的祭祀活动，通常仪式规模的大小可分三类：

一：颇果（Pot ghot）：通过祭祀“Ned nuox bad ghunb”(汉语音译“奶傩巴棍”，意即“最远古的女始祖”)，达到祈福消灾的愿望。

二：冲傩(Qongd nuox)：通过祭祀“Ned nuox、Bad nuox”（汉语音译“奶傩、巴傩”，意即“始祖母、始祖公”），以求达到祈福消灾的愿望，包括赎魂，冲急救傩，冲太平傩等活动。

三：还愿(Qaod nuox)：通过祭祀“Ned nuox、Bad nuox”（汉语音译“奶傩、巴傩”，意即“始祖母、始祖公”），以求达到祈福消灾的愿望，包括求子愿、人头愿、过关愿、寿愿、五谷愿、平安愿等活动。

与祭祀祖先神傩神活动有关的祭祀还有“还半傩半宵愿”（傩祭与道场混合举行）、“迁阶”（傩的一种特殊传承仪式）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在苗区，围绕傩神而进行的祭祀以及娱神娱人歌舞，明显存在着一种以傩婆为主，傩神公公为辅的具有女权中心特征的意识定式。我们通过解剖傩仪程序和询问傩祭主持者得知，傩神婆婆在神坛上是“管全盘”的，傩祭师在替主人家许愿时得向傩婆叩许；在“冲傩”（追大魂）活动中，要请傩婆给病人诊断病情，替病人追回丢失的魂魄；在还“子嗣愿”时，要请主家的舅舅打着伞去傩神婆婆那里为主家接儿接女；还“长寿愿”时，要在傩神婆婆偶像前架“寿元桥”，以求主人延年益寿；在各类傩愿活动中，举行“交牲”、“上座”仪式，猪作为三牲中最隆重的供品，鱼作为特殊的精美的供品，均供于傩婆像前，在“请神”、“送神”仪式中，傩祭师以卦象判定，傩神婆婆最先来到傩堂而最后离去，则视为主家宅吉人安，祭祀活动达到目的。

二

关于傩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傩之所以称为“傩”，是因为祭祀过程中主祭者口作“傩”、“傩”之声，有的学者认为“傩”就是“糯”，源于农耕文化，还有学者认为“傩”是东夷的商部族对鸟的称呼，源于鸟崇拜。但在黔东北苗语方言里，“Nuox”（汉字记音为“傩”）就是“始祖神”的意思，苗族的“敲傩”就是祭祀始祖神以求消灾纳福的活动。

将上面的几种说法进行比较，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苗语方言关于“傩”一词（或音节）的解释，比较贴切，也更令人信服。如果再考虑到自远古时代起，北方的华夏部族与南方的苗蛮部族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苗蛮部族曾在长江中游地区创造过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等等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推测：

第一，汉语词汇中“傩”一词，很可能来源于古苗语音“Nuox”。

第二，“傩”具有特定含义，就是始祖神，这应是“傩”的原始义。

第三，傩崇拜作为一种始祖神崇拜形式，从苗区傩坛上傩神的结构形态来看，其核心是女始祖崇拜。

第四，从上述苗族聚居区及整个武陵五溪地区的傩祭活动情况来看，傩活动分三类，包括近十个祭祀名目，而不是目前学术界所提到的数百种。

第五，考察南方苗蛮部族与北方华夏部族的关系史，可知黔东北苗区现存的“冲傩”、“还傩愿”等活动，与远古的傩祭巫风是一脉相承的。

仔细研究上述的推测，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傩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对这些推测的要点进行归纳和提炼，便可以得出“傩是祭祀傩神以求达到驱邪纳吉愿望的活动”这样一个结论。

对上述结论进行逆推，就会得出“凡祭祀傩神以求达到驱邪纳吉愿望的活动都是傩”的结论。

这两个结论不论观点是否全面，但就形式而言，基本上是符合逻辑判断法则的──内涵与外延是相符的──二者互为等价判断，构成了定律与逆定律的关系。

对上述两个构成定律与逆定律关系的结论作进一步推导，可得出以下一系列结论：

──傩祭就是祭祀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祭祀。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祭祀都是傩祭。

──傩仪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祭祀仪式。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祭祀仪式都是傩仪。

──傩舞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而表演的祭祀舞蹈。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而表演的舞蹈都是傩舞。

──傩戏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而演出的戏剧。

──傩礼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礼仪。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礼仪都是傩礼。

──傩歌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而唱诵的歌谣。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而唱诵的歌谣都是傩歌。

──傩艺就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的活动所展示的技艺。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所展示的技艺都是傩艺。

──傩班就是从事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活动的艺人班子。

这个结论也可以进行逆推，从而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从事酬祭傩神（部族始祖神）以求达到消灾祈福愿望活动的艺人班子都是傩班。

……

如果确认了上列判断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直观的有关傩与非傩的界定标准或傩的评判体系──判断一种文化现象是不是“傩”，只需调查该项祭祀活动的主祭神在当地的民众（注意：不是文人学者）中是不是长期以来习惯性地称为“傩”或“傩神”。

这个关于傩的界定标准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关注“神”的属性，这非常重要，也应该是正确的思路，因为研究祭神的文化事项必然要首先关注所祭之神的属性。

用“主祭神在当地是否被看成是傩神”这一标准来观照目前被学术界称为“傩”的数百种民俗事项，笔者发现这样一系列现象：一是边墙外围原“生苗”区的苗族民众供奉“傩”（祖先神），而且直接将傩祭中的傩神婆婆、傩神公公呼为“傩”；二是原“生苗”区外围的武陵五溪地区各民族群众供奉“傩神”（祖先神），但具体称呼为“东山圣公、南山圣母”、“菩萨”等等，这似乎已经与“傩”没有了太多的关联；三是武陵五溪地区外围地区各民族群众供奉“傩神”，但“傩神”已经不是祖先神，而是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等等；四是在曾经流行“驱傩”活动的地区，已经不存在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傩”的民俗活动了。

根据上述界定结果，我们似可以作出如下判别：

！”、边墙外围原“生苗”区的苗族民众供奉“傩”（祖先神），而且直接将傩祭中的傩神婆婆、傩神公公呼为“傩”；黔东北苗区现存的“冲傩”、“还傩愿”等活动，符合上述“界定标准”，所以它们应属于傩活动。这一区域的民族语言上合情合理地在内涵上阐释了“傩”的含义，在外延上解决了“傩”与非“傩”的界线问题，尤其是还存在着供奉单一女始祖为傩神的民俗事项，很直观地反映了“傩”的演化轨迹。所以，边墙外围原“生苗”区应是傩文化的核心区。

２、除了南方长城外围苗区而外，黔东北其它地区、渝东南、鄂西南、湘西等部分地区，也就是历史上的武陵五溪地，以“傩”为始祖神，并围绕傩公傩婆（统称傩神）来进行的民间祭祀活动，也属于傩活动。这一区域曾是傩的原生区域，但傩的原生文化信息已有所缺失。所以这一地区可划为傩文化次生区。

3、现留存于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省市大部地区，以及四川、云南、广西、江西、安徽等省区的全境的一些祭祀活动，被祭祀之神在称谓上仍是“傩神”，但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受其它文化形式极为深刻地影响，所祭之神已不再是始祖神，而是变成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传说人物等等。针对这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由于主祭神仍是傩神，它们就仍属于傩的范围，只不过因为历史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使得这些傩祭活动从供奉祖先神改成祀奉帝王将相罢了。这一地区可划为傩文化的变异区。

４、在广大的西北、东北、华东、中原地区，一些祭祀活动虽被学术界称为“傩”，但由于它们根本不供奉傩神，其祭祀活动与傩无关，按照前面建立的评判标准，它们应该不属于傩的范畴。这一地区可划为傩文化的失落区。

三

关于傩的起源，历史上有关于驱傩始自黄帝的传说。唐代文献如敦煌卷子伯三五五二号：“驱傩之法，自昔轩辕。”这种说法如果是可信的，在时间上就说明傩的起源是非常早的事情了。

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必须指出，为什么自轩辕时代起，北方地区的傩俗和文献记录一直就是“驱傩”，而留存在武陵五溪地区的傩俗却是“崇傩”？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似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崇傩”（崇拜祖先神“Nuox”）之俗产生于南方苗蛮部族中，由于苗蛮部族在养殖、农耕、冶金、刑律等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崇傩”之俗也一度影响到黄河流域等地，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行，盛极一时，一时间中原地区也出现“民神杂糅”的傩祭巫风。

到了距今约二千五百纪前后，正值黄帝、蚩尤时代，北方华夏部族也逐渐强大起来，并与南方苗蛮部族发生了冲突，汉文献中有大量资料记述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争的情况，结果是以蚩尤为首领的南方苗蛮部族被打败，蚩尤被杀，部族民众被驱赶，而曾被普遍崇拜的傩神在北方也被当作不吉之神被加以逐除，这应是华夏部族“驱傩”之俗的开始。从此，“崇傩”之俗也就只保留在南方苗蛮部族中。

就理论上而言，苗蛮部族的“崇傩”之俗，应远比华夏部族的“驱傩”之风要出现得早。从“驱傩之法，自昔轩辕”的记录来看，傩活动的产生应大大早于黄帝、蚩尤时代，再从苗族傩坛上傩神的神性结构特点，尤其是从傩坛上女始祖的独尊地位来看，再从祭祀傩神须用树枝、竹条搭建祭棚（象征远古人类穴居生活）的方式，以及祭祀傩神的猪不用刀杀而是用木棒打死并用火烧竹片刮以退净毛蹄的特殊过程来看，傩的出现似可追述到“人类的童年时代”（马克思语）。

既然傩神是苗族的祖先神，苗族傩坛上为什么会有女性单一型始祖神和男女配偶型始祖神两种构成形式？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一问题，苗族“巴代”（祭师）说，其实他（她们）就是一个神。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三位神──两位女神，一位男神，怎么就成了一位了呢？“巴代”说，这不太清楚，反正他（她们）就是洪水滔天之后再造人类的始祖。笔者认为，了解“傩”（Nuox）就是再造人类的始祖，这就足够了，它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傩神的性质以及傩祭习俗的来源，这就是──傩神就是“再造人类的始祖”。

至于“傩”为什么在傩坛上会以多种形态出现，尤其是女始祖，一会儿是单一型，一会儿是配偶型，这实际上不足为奇，因为一个神灵的出现、演化和最终成型，往往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傩神的情况看，似乎受社会形态演进方面的因素影响较大，傩神作为民族始祖神，就社会演进的一般情况而言，女性单一型始祖神出现在前，男女配偶型始祖神形成稍后，在这过程中，男性祖神说不定只是到了男权社会形态才附加上去的，这非常可能，上述苗族聚居区傩神功能及神系结构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一点。

北方“驱傩”之俗的产生，是一种源于部族冲突带来的文化割裂所带来的后果，然而，文化的割裂总是伴随着更多层面的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即便是“驱傩”之俗产生并蔓延，“礼乐”体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崇傩”之俗也并未在北方一下子就消除，在黄帝以后的夏、商时期，都不时显露出来，《诗经·？商颂？那》就是记录傩活动的典型诗篇，当中的“那”，和其它文献中的“傩”一样，都是苗蛮语音“Nuox”的另一种汉字记录符号。

此后，北方势力继续以苗蛮部族“听神败德”为由，多次发动征苗战事，南北两大文明发生严重的冲突，每次都是以南方的惨败而告终，蛮夷联盟被瓦解，苗蛮各部族四处迁徙。

华夏部族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北方在思想领域产生了“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语）的朴素唯物史观，宗教信仰上的“驱傩”祭祀，转变成了一种以礼乐治邦、尊崇王权的观念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傩礼。施行这种傩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方相氏捉鬼，并在宫廷、官府、民宅、寺院等地行“春傩”、“秋傩”、“冬傩”的“驱傩”形式，这些“驱傩”活动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有“天子傩”、“诸侯傩”、“大夫傩”、“庶民傩”之分。敬奉傩神的南方傩祭巫风只得转入民间，长期蛰伏在荆楚、武陵山区，但依然保持着神秘、妙漫的古风，屈原的《九歌》就是根据湘、沅间流行的以傩事为主要内容的祭神歌舞，进行改编创作的。东汉的注家王逸对之已论述得很清楚了。

南北朝时傩祭巫风曾在江南广大地区一度复兴，并向外传播到朝、日、越南等国，《北史·百济传》、《旧唐书·百济传》等史书上都记载了这些国家曾派人前来荆楚蛮夷之区学习傩艺的事件。其中，隋末百济艺人味摩之从中国学了荆楚假面傩舞，带回百济传授于民间，是蛮夷之傩向外直接传播的最清晰的线路。

隋、唐、宋、元历朝，都把征讨苗蛮作为“国之大事”，使得苗蛮部族不断遭受沉重打击，这也严重地制约了傩文化的发展。明万历年间更在苗族聚居区修筑“边墙”，强迫墙内之苗民缴纳赋税，接受汉俗，而将墙外“不服王化”的苗民当作“生苗”严加约束。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表里，只有“生苗”在边墙外围区域极度艰难地承传着远古的祀傩习俗。

改土归流后，傩信仰受到汉文化更加强烈的冲击而走向衰微。

到了近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摧毁了傩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使本已面目全非并行将消亡的傩又产生严重的异化，成为一种娱人或赚钱的把戏，一些傩技比如“上刀梯”从傩祭中被剥离出来，失去了最初的功能，也改变了原来的目的性，成为旅游区的表演节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非常有幸的是，不管祭祀傩神的方式如何，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关于古傩原型的印迹，这就是武陵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傩坛上还供奉着傩神的祭祀形态，尤其是苗语中“傩神就是始祖神”的文化记忆，还未完全消亡，使得在苗族文化体系中，还保留了古傩的因子。关于这一点，古人已看得很清楚了──

清初学者胡端在《禁端公论》中说：“吾尝观其歌舞，跳跃盘旋，苗步也；曼声优亚，苗音也；所称神号，苗祖也。是盖苗教耳，而人竟神之，何哉？或以谓此巫教，巫教虽古，圣人亦不禁；且楚巫之盛，自周秦来非一代矣，何伤乎？”

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则此乃相沿苗风也。”

由此可见，在神坛上设木偶以祭的傩祭习俗源自苗民，因为“所称神号，苗祖也。”在后来的漫长岁月是，这种习俗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去，以故“人竟神之”，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傩祭习俗风貌，而这种傩祭习俗风貌由于种种原因仅保存于“边墙”（南方长城）外围原“生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