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化和西夏王朝的历史渊源

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藏族文化，在历史上曾对西夏王朝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多民族王朝。党项族原居住在靠近藏族地区的今青海、四川、甘肃交界的广袤地带，和吐蕃地壤相接，风俗相类。吐蕃视党项为“吐蕃外四族”，称之为为“弭药”。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曾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为妃。茹雍妃在西藏建造了拉萨卡查寺。松赞干布又下令在弭药热甫岗建造了雍佐热甫寺神殿。在建桑耶寺时，曾迎请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的高僧。当时有的弭药人被列入吐蕃著名译师的行列。可见，吐蕃和党项族在唐朝初年就有甚密的往来。

八世纪初以后，因吐蕃势力壮大，大部分党项人被迫北迁至河西一带。后乘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机，迅速发展，终于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正式建立西夏王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这一时期藏族地区也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很多不相统属的地方势力崛起。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青塘(今青海西宁市)为中心先后出现的吐蕃潘罗支和唃厮啰政权，常与西夏发生矛盾，甚至兵戎相见。后来，西夏掌握朝政的皇太后梁氏，有意结连吐蕃，以自己的女儿向吐蕃首领董毡之子蔺逋比请婚。以后西夏国相梁乙埋又向吐蕃首领阿里骨为自己的儿子请婚。吐蕃首领拢拶又与西夏宗室结为姻亲。上层的和亲使两族的关系大为改善，交往显著增多。

藏传佛教在西夏王朝的传播是两族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吐蕃和党项的居民本来就交错而居，西夏中期以后，其领土扩大到吐蕃曾长期统辖的地区，随着双方关系趋于和缓，藏传佛教便自然而然地在笃信佛教的西夏传播并发展起来。西夏党项族本有原始宗教信仰，讲求仪式、法术和咒语，这些与吸收了藏族土著苯教的藏传佛教有相通之处。藏传佛教在西夏迅速发展，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藏传佛教何时进入西夏尚不得而知。西夏崇宗乾顺时期所立著名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记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的职衔，“羌”音“孛”，即指吐蕃人。可知至少11世纪末寺庙中已设有管理吐蕃僧人事务的僧官。

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年)是西夏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儒学、佛教都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藏传佛教更以其宗教的魅力，赢得了西夏君王的崇信。仁宗曾派使臣入藏，迎请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前往，被仁宗尊为上师。他不仅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还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此后萨迦派祖师札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入西夏传法，被奉为上师。

西夏藏传佛教的兴盛，使吐蕃僧人和藏文经咒在西夏佛教中有相当高的地位。西夏仁宗天盛年间的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规定：番(党项)、汉、西番(吐蕃)三族中的人可以担任僧官，但他们必须会诵读11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占半数，还要由精通吐蕃语文的人进行考试。仁宗晚期印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时，印有一御制发愿文，记载了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把西番藏经(即藏文佛经)列于三种佛经的首位。在西夏晚期刊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中，记载了“变僧西番、番、汉三千员”，也把西番僧(藏族僧人)列于第一位。可以想见，在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中，藏文佛经和藏族僧人的突出地位。更值得提出的是，西夏时期已经设置帝师，这样就修正了中国帝师之设始于元代的传统提法。而西夏的帝师可能就是藏族僧人。1981年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发现了一种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刊印的藏、汉文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首列汉文题款一段，记录了汉译、梵译、亲执梵本证义和再详勘者的姓名和职衔。再详勘者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口裹卧勒(授俱足)沙门波罗显胜”和“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后者有二十字尊号的皇帝为西夏仁宗。前者贤觉帝师据其姓名看，他不是党项人，也不是汉人，他也不可能是印度人，因为在同一题款中所记亲执梵本证义者为印度人，前面冠有“天竺”二字。再依据当时藏传佛教和藏族僧人在西夏的特殊地位看，有理由认为这位帝师很可能就是藏族僧人。西夏封设帝师明显地借鉴和发展了藏族地区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这一政教关系的重大调整，不仅对西夏佛教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佛教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夏中后期兴盛起来的藏传佛教，主要传播在藏族居住地区，并向整个河西走廊发展。当时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凉州、敦煌都有藏传佛教的重要影响。被视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有很多西夏时代妆銮和修造的洞窟，其中榆林窟中的西夏晚期洞窟有浓郁的藏传佛教密宗色彩，特别是第二、第三、第二十九窟从形式到内容更具有典型的藏传密宗风格。如中央设坛的密宗洞窟布局、曼荼罗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密宗造型艺术的运用都很有特色。笔者曾在两窟群考察近三个月，深为西夏洞窟中藏密艺术的魅力所感染。

此外，西夏北部重镇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也保存了大量藏传佛教的文献、文物。黑水城是西夏黑水镇燕军驻地，也是西夏北部的一个佛教中心，城内外建有很多佛寺和佛塔，当时是一个兴盛、繁华的城市。西夏灭亡后，历经元代，置亦集乃路，后逐渐衰落，最后成为一座无人居住的死城。蒙语称为哈拉浩特(黑城)。笔者长途跋涉，来到这座沙漠之中的故城考察时，只见一片荒凉，数百年前发达城镇的风采已成过眼云烟，只能从城内的颓垣断壁探察昔日官衙、寺庙的布局，从城外依稀可辨的田畦、沟渠想像当年农业的兴旺。这里有动人的战争故事，有埋存宝藏的神奇传说，吸引着探险家接踵而至。1909年沙皇俄国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文献，其中以西夏文佛经为多数。在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译自藏文的经典，如《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大寒林经》、《圣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圣摩利天母总持》等。此外，还有一种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这种特殊的佛经，目前仅发现数纸，也出自黑水城遗址。这种佛经在每个西夏文字的左侧标注相应的藏文注音。这可能是为了懂藏文的人学习和诵读西夏文佛经之用。由此也可见两族文化交流之一斑。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神秘的黑水城遗址还出土了一批价值极高的佛画，其中不少属藏密题材。这些佛画也为科兹洛夫所获，今存苏联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笔者在1987年访问苏联时，有幸在该馆的黑水城文物展厅和库房内欣赏了部分绘画，其中有藏传佛教风格的西夏绘画，有纸画、帛画，锦画多种，实际上这些就是当年流行于西夏地区的唐卡(卷轴画)。其中有一幅《十一面观音像》高132.5厘米，宽94厘米，观音端坐正中莲花座上，11种面孔分别表示慈悲相、愤怒相，最顶上一面为佛面。图上部有五身坐佛像，左右和下方分格画有八幅图像作为中心观音像的陪衬。另有一幅《上乐金刚像》，高98厘米，宽68厘米，为双尊像，置莲花座上，上乐金刚呈三面脸，每面3目，有12臂，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余臂持物，下身挂骷髅璎珞，双足踏人。其他还有《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等。这些佛画所绘形象与文献所记相符，在施色方面也与藏传佛教传统绘画中敷彩厚重相一致。另有两幅大型木板画更为珍贵，约高105厘米，宽127厘米。图中央绘有佛像，周围绘制方圆相间的坛城(曼荼罗)，四周有佛像，圆坛城外写有西夏文陀罗尼咒，在两幅木板画的右下方，分别画有一身男供养人像和女供养人像，两人均有西夏文榜题记明姓氏，男人姓耶口六，为党项人姓。这些特色鲜明、极为珍贵的佛教绘画艺术品，是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流传的珍贵资料。当品味这些赏心悦目的艺术佳作时，不由使人想到，在喜马拉雅山北麓肇兴的藏传佛教，竟越过山山水水，推引到我国的北部边陲，这不仅反映了历史上藏族和党项族密切的文化交往，也表明藏族文化向其他民族传播的巨大力量。

最为值得指出的是，藏传佛教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西夏所设立的帝师制为元代所承袭，而且使藏传佛教凭借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在大一统的局面下逐步向更广大中原地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