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与长期问题相互叠加，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对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大力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不断增进民族团结、有效化解矛盾冲突，推进社会共同进步，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地区，主要包括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四川、甘肃、重庆等省（市）。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历史性飞跃，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西部很多民族地区现如今依然存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以及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同时，西藏和新疆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两个主要目标。边境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有众多跨界民族，加之边境地带某些地方的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等的存在以及毒品、艾滋病等错综复杂的因素，都在威胁着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以及发生在云南孟连、贵州翁安等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都对社会稳定与民族情感的维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与长期问题相互叠加，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对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大力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不断增进民族团结、有效化解矛盾冲突，推进社会共同进步，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创造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社会环境民族团结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主线，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严格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人口意愿和保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切实将以人为本、人力投资、生态建设、社会稳定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战略取向，将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作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采取坚决措施创造良好环境，全力营造尊重知识、科学民主、敢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培养出融合区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系，营造互融互补、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大环境。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及时解决出现的利益纠纷，防止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发生。不断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直至整个社会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由注重增长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转变。增加政府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支出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牧民的补贴，坚持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强城乡商贸流通、文化体育、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好群众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基本民生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推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民族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工艺、饮食等文化艺术品牌，创造更多更好符合市场需要、满足群众需求的民族文化产品，尽可能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要加强西部民族地区与内地，尤其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大力推进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机制。
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强化社会自治功能是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保障、扩大就业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信息、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舆情的表达、汇集、分析机制，建立人大、政协、专家委员会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利益诉求的公众参与模式，大力培育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的重要作用。统筹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组织运行机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和购买服务，提高社会组织在筹措资金、项目运作、技术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同时，提高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法治效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法律监管和管理监督，规范社会组织行为，推动社会组织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提高社会组织运行的透明度、自律性和公信力。
推行科学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努力把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放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位置。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决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或审批审核前，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对可能造成一定不良社会影响的生产活动要提前预警。特别注意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努力做到未雨绸缪，把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把不稳定问题解决在最小层面，做好防范、应对措施；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排查调处工作，不断完善各地区、各级信访机构，确立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针对其中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研究，集中力量解决。增加社会矛盾排查处理的方式和途径，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矛盾纠纷。
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借助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整合应急处置资源，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城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新机制，努力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的工作效能。政府在常态行政管理中应当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意识，将应急管理作为常态管理的重要一部分，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一考虑，纳入各级领导常抓常议的日程。要针对重点区域、群体、行业、部位设立安全员、信息员，形成以基层群众为主体的安全信息网络。同时，要建立和完善预警信息通报与发布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电话、宣传车等各种媒体和手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置能力作为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建立完善应急处置综合指挥体系，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预案，进一步提升政府应急管理、快速反应的能力。
大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尤其是乡、村党组织建设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举措。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高度重视现有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培养和后备党员干部储备，加大内地干部到民族地区的交流力度，增派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民族院校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基层就业。定期选送民族地区基层党员干部到内地进行多渠道、多种类的集中性培训。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充分保证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切实解决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要加强村委会活动阵地建设，加强以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和村务管理各项制度。对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恐怖势力和地方黑恶势力的基层活动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有效防范和降低社会危机风险，使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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