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一：清帝国时期的族群分治：乌鲁木齐空间形态上的“双子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平定西域大小和卓木叛乱至同治回民起义前的一百多年间，清朝在新疆推行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度治理新疆。伊犁将军驻扎伊犁惠远城，名义上统辖全疆。在乌鲁木齐，设乌鲁木齐都统一职，驻扎满城巩宁。另一方面，还设立了镇迪道，隶属甘肃巡抚，驻扎汉城迪化。从行政建制上看，建立了军府与郡县制并立的制度。据史料记载，迪化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所建军城的基础上、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经过扩建，钦定城名“迪化”。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由于绿营官兵和商民陆续前来，城内官署、民房已经不敷居住，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两年后完工，修成的迪化新城“周四里五分，高二丈二尺五寸，底宽一丈，顶宽八尺，城壕周四里八分，宽深各一丈。”城门名为：东惠孚、西丰庆、南肇丰、北憬惠。城内万寿宫、庙宇、衙署、仓厂、兵房合计二千六百七十一间。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又修建了巩宁城，“周围九里三分，墙连垛口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城外荷池周围一千九百八十九丈六尺，宽二丈，深一丈”。新修的满城气势宏伟，钦定城市名称为“巩宁”，有四门：东承曦、西宜穑、南轨同、北枢正。以满、蒙、汉、维4种文字书写门端。城中有鼓楼，还有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昭忠祠、玉皇阁、财神庙等多处庙宇。城内有“万寿宫、关帝庙、衙署、仓库、公馆、官房、兵房、堆房一切通共大小房间九千九百五十间。”规模比迪化大。

迪化为汉城、巩宁为满城，两城相距约十里地，形成了地域并列的“双子城”。这种地域空间并列的城市双城结构，功能也完全不同，满城是军城，汉城是商城。道光十三年（1833）年伊犁将军萨迎阿路过乌鲁木齐吟咏，“满城清肃汉城哗，都统尊崇远建牙。文武风流成省会，商民云集俪京华。”历史名人纪晓岚、林则徐、祁陨士等都留下过迪化与巩宁城的不少记载。纪晓岚在迪化流放两年，赞叹乌鲁木齐的繁华：“商民留寓，往往不归。询之则曰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还记载说，“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来，修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富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

这种双子城是清帝国边疆治理政策的产物，正如王柯指出，清帝国拥有中华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要保持自身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特质，所以在新疆建立了满城和汉城。需要指出的是，“双子城”在天山南北均有分布，不同的是在天山南路主要是汉城与回城并立，天山北路主要是满城和汉城并立。

二：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时期：多重权力构造下的“一城四区”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逐渐放弃民族政权的色彩，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和民族国家过渡。1864年的新疆爆发反清“圣战”，本来是“内忧”，但是随着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地区，俄国占领伊犁，以及俄英两国私自承认了一个建立在清朝领土上的非法政权，它们相继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的做法，严重地侵害了清朝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新疆问题不再简单是一个内政问题，而是演化为一个国际问题。这时的清朝政府也逐步放弃了“天朝”的观念，认识到自己需要加强主权和领土意识，这恰恰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收复新疆后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从其特点看，首先就是明晰了行政区划，其次就是实现了“齐户编民”，即将天山南路的“阿拉巴图”（农奴）改为国家治理的民户，给予“国民待遇”，第三，由间接统治变为了直接统治，国家统治权力的强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思维实际上的体现了清王朝褪下“帝国”色彩转向民族国家的努力。

新疆行省的省治选择迪化，乾嘉时代修筑的迪化城、巩宁城均毁于战火，巩宁城“城身大半倾圯，城内一片瓦砾，从前死尸骸鼻，随处理瘗，垒垒无隙地，满目荒凉，于兹为甚”。，但是满城巩宁已经无法恢复，加上经过战乱后的满族人口锐减，不足以建设“专城”──满城，加之“经费维艰”，清廷只好废弃修建满城、汉城的想法，而是“满汉联为唇齿”，将迪化、巩宁连为一体，“迪、巩二城联络一气，唇齿相依。”新建的迪化城“周十一里五分二厘，门七，南面及东西各二门。二十年来抚恤疮痍，生聚教训，亦塞外之雄郡也。”“军城”变成“治城”，原来的“双子城”变成单一城市，城市空间整合成一体。新建的迪化城很快恢复了元气，特别是城内的天津杨柳青商人十分活跃，由天津杨柳青货郎随西征军“赶大营”起家的“京津八大家”分别是永裕德、同盛合、公聚成、复泉涌、升聚永、聚永兴、德恒泰、中立祥。他们形成很大的商业势力，“津人植基最先，故根本深固，分枝遍及南北疆”，迪化城的大十字街一带，均为著名的天津商号，繁华一时，有“小杨柳青”之称。除了天津商人，山西商人在清代新疆专营“晋茶”。晋商实力也比较雄厚，“晋商富贾也，工会计，利析毫芒，资本率至十数万，官中协饷不继，犹时资以悒注。”

新疆行省建立之初，虽然晚清的迪化城不分汉城、满城，从地域空间上二城合一，但是内部空间上却形成了不同的居住区。20世纪初，俄国驻塔城领事就报告说：“乌鲁木齐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分成好几个居住区，这种情况在中国西部地区是常见的。城里有汉人区、满人区、萨尔特人区（指维吾尔人）以及住有俄国居民的俄国侨民区。除俄国侨民区外，每个地区的四周部筑有相当坚固的草泥围墙，四面都有门，看起来的确象一座座单独的城堡。除此之外，在这些城堡里面还筑有一些小堡垒──营盘。营盘周围也有墙但比城培矮些。营盘里驻有各种机关和军队。此外，城附近还筑有一些单独酌工事，里面设有营房，驻扎军队。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设在工事里，因为当局对他所管辖酌居民不大信任。”

这个报告反映了俄国势力对城市空间构造的影响，1895年，俄国政府利用“还辽有功”，向清总理衙门提出开放乌鲁木齐通商，设立领事的要求。同年12月，清政府准俄国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并建贸易圈，双方商定在省城南门外进行勘地并进行化界。1896年11月，中俄签署《划定乌鲁木齐领署及贸易地址条约》，全文共5款，主要内容是规定乌鲁木齐俄领事馆及俄商贸易圈界址范围，贸易圈占地面积约240亩。1897年8月，新任驻迪化总领事吴司本抵任，在划拨界址西北角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今胜利路、延安路交界处），随后组织俄商在贸易圈内建盖房屋铺面。1898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初建时，仅数家俄商店铺，俄商民200余人。至1907年俄商店铺已达30多家，俄商民增加至800余人。1905年夏，乌鲁木齐俄领事要求扩展贸易田地.巡抚潘效苏擅许拨划60多亩地段。至宣统末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又向南北延伸多处。在俄国的强烈要求下，在喀什噶尔、伊宁和塔城等驻有俄国领事的城市都建有贸易圈。还有美国、德国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乌鲁木齐贸易圈开设了洋行。乌鲁木齐贸易圈内洋行林立，主要以俄国洋行为主，著名的俄国洋行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洋行经理主要是俄属的中亚商人。他们雇工也主要是中亚和新疆穆斯林，洋商是依靠俄国领事馆发展起来，贸易圈成为乌鲁木齐的一个另类的社会空间。

俄国驻塔城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说，“俄国侨民还享有一种特权这就是在设有领事馆的地方，有权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单独的居民点，这样的居民点，在中国西部地区称为贸易圈。在贸易圈范围内，中国政府当局完全不能行使权力。这样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的是俄国臣民，行使的只是俄国的法律，遵循的是俄国的规矩。占有单独划开的地区来建立俄国侨民区的权利是早在伊犁条约中就规定的”。可以说，贸易圈与晚清时期列强的租借地相似，具有治外法权，领事馆是贸易圈的“政府”，“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俄国领事“非常坦率”的承认贸易圈是“国中之国”。俄国侨民区位于今天的乌鲁木齐市延安路一带，俄国侨民区的存在，使乌鲁木齐城市地域空间向南延伸，它的存在也说明这一时期乌鲁木齐是一个具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城市。

此外，乌鲁木齐作为民国时期新疆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民族贸易中转市场，来自沿海、内地的汉族商人和维吾尔商人、回族商人等不间断的进行民族贸易，贸易地点就主要在迪化的南门关厢外，日久就形成了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就是今天南门外俗称山西巷子和二道桥的街区，也是文献中所称的“萨尔特人区”。

可以看到，晚清民国初年的乌鲁木齐城市空间受到这一时期新疆建省以后的行政建设、民族贸易和外来（主要是俄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同社会空间的异质性很强，并通过有形的城墙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城市空间上的“合而不融”的结构，也就是“一城四区”。

三：突破城墙：乌鲁木齐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的重建

沙俄帝国覆亡后，1920年代初，新疆省政府正式收回贸易圈内的治外特权，将其纳入省城的市政管理当中，地名称为“洋行街”，正式成为乌鲁木齐城市地理空间的一部分。“乘坐乌鲁木齐市一路公共汽车，从北向南行驶，从解放南路二道桥站经胜利路到三屯碑，俗称‘南梁大街’，解放前称作‘洋行’。因为外国‘洋人’在乌鲁木齐所开设的商行，大都聚集在这条街上，所以在旧社会的路标上，写着‘洋行街’三个宁。”“萨尔特人”区与俄国侨民区界限逐渐模糊，融为一体。

城内满族营区区逐步也和汉人区融合为一体，城市内部的营盘界限被打破，变为居住区。不过，迪化城的城墙却依然没有拆除，乌鲁木齐以南门城墙为界，从“一城四区”演变为成了“一城两区”。已故乌鲁木齐史志办昝玉林老人在上个世纪年代初期的回忆录中写道：

肇阜门是解放前乌鲁木齐南城门的官称，按照字义解释，‘肇阜’就是‘开创幸福’的意思，可是在漫长的旧社会里，肇阜门却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一道阴邃的城门，一堵森严的城墙把乌鲁木齐分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城里，“朱门酒肉臭”，城外，“路有冻死骨”。特别是由于历代反动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肇阜门外的城关地区，就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商户，也不能跨进肇阜门的关口。

姑且不论作者回忆录写作时的话语背景，我们从文字中感受到两种话语的阐释，一是在阶级话语中是“南门”是阶级的分界线，二是“民族”的分界线，民族隔离、阶级隔离依然存在。

抗战时期，应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邀请，一些中共党员来到新疆工作。1941年，毛泽民同志任迪化市政委员会副委员长时，由工程师魏亚藩、技师王绍曾编绘了《迪化市分区计划图》，即总体规划。按照中共党人的城市规划，也按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拆除了南关城墙。

抗日战争时期，来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帮助地方当局拆除了肇阜门。摧毁了财神楼，填平了民族隔离的鸿沟──护城壕，一条新修的碎石路从市区中心一直通到三屯碑。一九三七年夏天，新建的“新光电灯公司”从这里开始发电。一九三九年春天，新修的新疆学院大楼在这里壮严出现，特别是共产党人工作和居住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八户梁招待所在这里出现以后，人民才开始见到了曙光。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党人主持的城市建设不仅突破了城墙作为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的形态，使乌鲁木齐城市空间上整体上连成一气，也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另一位老人回忆说：

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当局为顺应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把这座徒有其名的“肇阜门”夷为平地，开辟成文化广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观看街头剧、观看抗战漫画和聆听抗战演讲。南门地区自从出现了文化广场，确实使乌鲁木齐的各族人民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强烈地爱国主义思想不禁油然而生。南门地区真正的繁荣景象，则是从推倒了“肇阜门”以后才开始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进驻（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路）、新疆学院的招收汉族学生，也使不少汉族人口进入南门以南的社区居住，使这里高度聚居的民族居住榜局转向混居，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前，据新疆警备处统计（1949年），乌鲁木齐市城乡汉族人口为汉族人口达到67588人，占全市总人口62.75%；回族人口19395人，居于第二位，维吾尔族人口有17841人，第三位。乌鲁木齐形成了多元化的人口格局。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南门至三屯碑片区归其管辖。1956年，乌鲁木齐城市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国家计委选厂工作组来乌鲁木齐后对促进新市区规划的实施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农机厂，519队、铁路局等用地大户都相继提出基建用地问题，迫切需要城建部门作出正确决择。自治区党政领导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决定市区向西北方向发展，并以开辟新市区为主，在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的方针下建设老城区。因此，在天山区开展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城市住宅改造运动(公有化)。据1943年《新疆日报》刊登的国民党时期调查数据显示，在今天山区辖区内共有一等住房2208间，二等住房9072间，三等住房1.82万间。1949年底统计，私房数占总房屋数的72.%。1959年，乌鲁木齐市进行私房改造，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和赎买办法，将私人房产纳人“国家经租”或公私合营，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改造以后，私人占有房屋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止1985年底统计，私人房屋占各类建筑总面积的4.2%。经过私房改造，进一步打破了居住榜局的封闭性。同时，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迁入了南门以南的社区，主要有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厅、新疆新华书店、新疆农业厅、新疆文化厅、新疆妇幼　保健院、新疆艺术学院、新疆电视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等。还有一些中小学、国营企业新建起来，如新疆实验中学、乌鲁木齐市六中、乌鲁木齐第十小学等。此外，还建立了乌鲁木齐无线电厂、乌鲁木齐天山食品厂一些国营企业。在单位制“政社合一”体制下，职工的住房住房均由公家解决，迁入的各族职工及其家属使这里的民族人口杂居的状况最终得以形成。民族高度聚居的格局得到了很大改变。

总之，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手，乌鲁木齐城市空间主要向西北方向扩展，南部的地域空间变化不大。城市南部主要是通过行政、企事业单位迁入，人口增加，加上单位分房制度，形成了这一时期民族逐步混居、杂居的情况。单位体制下，也还有相对隔离的状况，王建基总结了1990年代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汉、回三个民族的居住榜局特征：（1）因历史文化原因形成的聚族而居特点在乌鲁木齐市中心、老城区仍然突出，呈现出维吾尔、回族居住相对集中于某一街巷的特色；（2）政治、经济因素逐渐使单一民族聚居向多民族杂居转变。新设市区各民族居住榜局呈网状分布，“单位集体户”民族杂居为其显著特点；（3）按“分离指数”变量指标测度，维吾尔、汉、回三个民族居住仍处于相对“隔离”状态。不过，经过近50年政府的融合‘媒介’作用，过去基本隔离聚居的居住榜局有了很大改变。

四：市场经济导向下的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变迁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松动，来自区内外的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单位制解体和弱化，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遏制的洪流，商品购房制度逐步推广，市场经济的力量成为城市空间建构的主要推力。市场经济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大体形成两种方式。

其一是随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边疆宾馆边贸发展而形成的流动人口散居型的模式。随着天山区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旅游贸易和边疆宾馆边贸的崛起，加上乌鲁木齐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天山区，天山区一度是乌鲁木齐房价“最火”的地方，土地价格一路走高，房价不断攀升。2004年，大湾乡撤村建居，成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个街道，建立了红雁街道办事处，原来的农用土地主要用来建筑商业小区。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天山区围绕着二道桥国际大巴扎和边疆宾馆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仅从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上的边疆宾馆来说，作为国家二级口岸，它承担着中国对中亚贸易的中转销售市场的功能，其产业链内部主要有仓储、销售、运输、金融、餐饮、旅店、翻译、通讯、俄语语言培训等行业。这一产业链外围还包括服装、电器、日用百货、干果、民族手工艺品、装修建材等生产厂家，据估计，乌鲁木齐市直接或间接围绕这个产业链的服务从业人口规模不低于3万人。在边疆宾馆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圈，吸引了大量来此从业的外来流动人口，其中还有一些是来自中亚的客商。这一商业产业链的形成是市场自发的，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不是哪一个民族可以垄断的，因此，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特征，其中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克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俄罗斯族等，交流语言主要是汉语、俄语、维语等。据笔者调查，从事边贸生意的流动从业人员，其中大部分人员的收入比较丰厚，而且这些从业人员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对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地选择也主要考虑的不是民族成分，而是生活环境便利，尽管流动人口多，但是他们大多不聚居，而是散居在城市各处。

其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社区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型模式。天山区有少数几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笔者调查的社区是一处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赛马场”。它位于乌鲁木齐市市区南郊中环路，是乌鲁木齐市的最大的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所在地，隶属乌鲁木齐市延安路街道办事处管辖。“赛马场”社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此前，它还属于比较荒凉的郊区。1996年，由于乌鲁木齐市修建河滩快速路，将乌鲁木齐市最大屠宰场市场进行了整体搬迁，从珠江路搬迁到中环路。乌鲁木齐牧工商总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修建了中环路牛羊屠宰市场。当年！《月，中环路牛羊屠宰市场正式开业。该市场占地十几亩，日屠宰能力最大可以宰杀羊1.２万只、牛1000头，是乌鲁木齐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牛羊屠宰市场。随着市场的兴起，带动了附近的肉类批发市场、皮毛市场、活畜交易市场，加上周围的旧车交易市场和干果市场，被市民通称为“六大市场”。这里因为是批发市场，又是城市郊区，房租便宜。外来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出于生计成本较低的原因，纷纷到此居住，这一社区开始发展起来，这里属于城郊结合部，管理松懈，于是流动人员盖起来成批的自建楼房，自发形成了一个社区。

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将屠宰场再次搬迁到乌鲁木齐西山。但是，由于这里已经形成了牛羊肉交易的“传统”，依然私下保留了活畜交易市场。同时，另外一个比牛羊肉交易市场包大的新兴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发展起来，再次拉动了赛马场社区的人口聚集效应。2009年4月13日，据亚心网一则报道称《二手车占道，乌鲁木齐赛马场道路瘫痪》：乌鲁木齐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赛马场）有关人员介绍，每年三四月份是二手车交易的高峰期，市场有4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含轿车和货车交易区），轿车交易区可以容纳三四千辆车，一般在早上8点前就停满了，致使一些车停在外面影响了交通，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很多时候市场保安和经理都会到市场外疏导交通。

据笔者2010年初的调查，仅赛马场东社区共有3599人，其中常住人口仅有813人，占总人口的两成。流动人口的量较大，部分流动人口几乎一个月搬一次家，这些流动人口百分之七十是维吾尔族。这些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主要是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区以及少部分来自吐鲁番、伊犁、克拉玛依、塔城、阿图什等地区的人，其中，流出人口最多的是和田，其次是喀什。对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他们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但是对融入城市的希望高，但是流动人口属于弱势群体，其身份得不到认可，户籍无法解决，直接影响了子女入学、就业、治病等，生活圈子沉闷与精神上的压抑，形成了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单一、高度聚居的社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社区的形成对乌鲁木齐城市格局来讲，又带来了一种城市社会空间相对隔离的格局。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自发形成了例如赛马尝黑甲山、大湾等少数几个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自发形成的社区，从人口总量上来看并不大。据乌鲁木齐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9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截至9月30日，乌鲁木齐人口总数为250.68万人，其中194.75万为常住人口，55.93万为流动人口。2008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下辖一个乡（含牧场）及13个街道办事处，共有144个社区居委会，4个村委会。驻地单位1060个。区内居住有汉、维吾尔、回、哈萨克等44个民族52.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5.6万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市场运作的购房制度下，总体上看，大部分商业小区依然是民族混居。据笔者调查，以团结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大湾昌乐园商业小区为例，总户数为2221户，总人口为7470人，其中汉族为4331人，维族1710人，回族1075人，哈萨克族95人，蒙古族7人，锡伯族65人，壮族20人，流动人口占40%左右。

笔者收集了1982年和2008年的天山区具有代表性街道的民汉人口的分析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数据缺乏流动人口数字，但是总体上看，汉族与维族的常住人口规模比例没有太大变化，只有回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1982年汉族人口为49603人，维吾尔族人口为50420人。2008年，汉族人口为83400人，维吾尔族人口为91700人。26年来，汉族人口增长约1.7倍，维吾尔族人口增长1.8倍。人口比例增长差别大体相当（这里面还有一个生育率的问题，即维吾尔族家庭可以生两胎）。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回族人口大量减少，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计算26年来天山区主要街道不同民族居住分离指数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1982年和2008年相比，呈现出“两升一降”的趋势，维、回的分离指数上升了20个百分点，汉、回的分离指数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维、汉的分离指数下降了约14个百分点。可见，维、汉分离指数的下降是以回族人口大量迁出为条件的。对于回族人口外迁的原因与旧城改造关系重大，据笔者初步调查，1999年开始至2003年，乌鲁木齐市政府投资数亿元对和平南路实施综合改造工程，拆迁和安置了上千户居民，其中相当多数是回族居民，他们搬迁至其它城区居住。对于这一原因，笔者拟另文进行调查。

五：结论

从我们初步研究看，二百多年来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乾隆时期地域并列的“双子城”（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到光绪初的省会──单体城市“迪化”，从晚清的“一城四区”发展到民国时期的“一城两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完成城市空间的整合。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其历史的脉络，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构成从族群隔离一直向着族群混居的方向变迁。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乌鲁木齐社会空间变化最为显著，并最终形成了民族混居的居住榜局。从我们的调查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乌鲁木齐市南门以南是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社会空间，不能以个别的社区形成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格局，代替整个天山区几十年来形成的民族混居为主的格局，应当尊重事实。

根据近年来西方学者Moshe Semyonov、Anya Glikman对欧洲社会族群居住棒离、族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对少数族群态度这几种现象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的研究，验证了若干假设。第一，族群居住棒离（即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的同类聚居）限制了建立和发展族群间社会交往的机会；第二，积极的族群间的交往可能会减少反少数族群态度产生的机会（即对威胁和社会隔离的看法）；第三，社会交往调节少数族群与邻里的关系及反少数族群的态度。可以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我们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和族群居住榜局的研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民族居住榜局和民族交往的改善中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乌鲁木齐市个别城区形成了若干个类似赛马场这样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社区，这不利于城市社会空间的整合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仅和历史发展趋势相悖，而且也和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的民族混居的努力是相抵触的，这是我们需要引起警惕并努力从政策上加以解决。

作者为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