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西藏，巩固新中国国防

十八军召开誓师大会。资料图片

新华社1949年9月2日播发《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阐明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西藏地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即两个“绝不容许”：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一方针是新中国对于西藏地方主权归属的鲜明宣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为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而进军，同时进军西藏也是巩固国防所必需的。进军西藏不因西藏和平解放而发生改变，是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进军西藏是坚定不移的

解放西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在解放西藏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与军事相辅相成的战略思考。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时，就解放西藏问题强调：“西藏的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

进军西藏以政治为前提与基础，是由西藏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当时，全国解放在方式上已出现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然而，这时的西藏存在着亲帝分裂势力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严重危险，和平解放的历史机遇尚未形成。解放西藏虽然不可能降低军事方式的重要地位，但增加了和平方式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要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就必须进军西藏。这是新中国维护包括西藏地方在内的整个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内在要求，是巩固国防之必需。进军西藏，是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为首要任务的解放西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致信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任务。

进军西藏，并不主要取决于以何种方式解放西藏。争取西藏和平解放，改变的只是进军西藏的方式，而不是不要进军。进军西藏，也不意味着必然是军事解放西藏。相反，它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政治条件。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地方政府关闭和平谈判大门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昌都战役不但没有改变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方针，而且扩大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爱国进步力量的影响，最终促使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谈判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问题，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军西藏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不矛盾。根据西藏地方的历史、社会状况，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地进军西藏。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就民族政策问题讲话时指出：“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但驱除英帝国主义出西藏是要坚决执行的。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行自治。”

然而，对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问题，1950年10月10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表示“关切”，“深盼此际不要出什么急情，希望西藏问题能获和平解决”。当日，毛泽东在给我国外交部的指示中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他说：“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其后，梅农又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话。申健在谈话中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10月28日，毛泽东在袁仲贤就这一次谈话内容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进军西藏曾在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时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起初，西藏和谈代表示不能接受。对此，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向他们解释说，进军西藏是中央既定方针，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进藏对藏族有利，对全国有利。他还说，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据阿沛·阿旺晋美回忆，经过中央和谈代表反复解释和劝说，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由此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其中，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协议用了四项条款，分别对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西藏军队改编、人民解放军入藏纪律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同时针对当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拉萨移居亚东，有可能出走国外的情况，协议还签订了两个附件：一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二是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文两种文字刊发了协议全文。此前，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当日，朱德也应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要求，写下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一文，指出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为进军西藏，中央在西南局和西北局之间反复进行战略布局

在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战略部署上，中央就西南局和西北局何者适合承担主要责任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决策。

中央最初设想以西南局为主。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这一电报还明确了西南局内部的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原任西北局第二书记，此时从西北局调到西南局，可见毛泽东这时以西南局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战略意图。

然而，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毛泽东作此战略调整，主要依据是“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而且当时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又在青海。他要求“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西北局此时成为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第一责任主体。

为此，西北局对由青海、新疆入藏路线的道路和气候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1949年12月30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由西南入藏为易。这时，毛泽东正在出访苏联。1950年1月2日，他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他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这样，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回到了以西南局为主的方案上来。由于这时西南解放已基本完成，从西南入藏具备了更好的政治、军事基础和现实可能性。西南局被中央赋予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责任，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在最终确定以西南局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的过程中，中央始终是把西南局与西北局相统筹，协调它们之间分工协助关系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要求西南局拟定成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并责成这个领导机关“负责筹划一切”。在同意以进军西藏的十八军为主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时，也请西北局考虑并提出加入该委员会的人选。第二，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的事项，中央要求西南局与西北局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的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第三，关于当时暂居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否随军入藏等问题，中央要求西南局、西北局继续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第四，为说服西藏地方政府，中央在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入藏说服达赖集团的同时也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西南局与西北局根据中央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在政治、军事、交通运输等方面分工协助，争取并推动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进军西藏，以“多路向心进兵”策略和平实现

1950年1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军委报告，认为“进军西藏宜沿四省适当路线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顾到地形、经济困难，亦以多路的向心进兵为宜”。对于这一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表示同意，并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以及王震等：其一，西北局立即讨论并提出关于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玉树至甘孜的公路、调查玉树机场的情况的意见，电告中央及刘伯承、邓小平。其二，王震立即调查并提出关于由新疆向西藏西部进兵问题的意见。其三，刘伯承、邓小平在陈赓占领云南后令陈赓计划并布置从云南进军察隅。这样，与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相结合，就大体形成了由川康、青海、新疆和云南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态势。

在“多路向心进兵”策略中，由新疆入藏虽然不是主线，却是较早提出的一条。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电示正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的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随后，中央把云贵川康及西藏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统筹。

1950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复电中央并转毛泽东和贺龙，汇报了对进军西藏的意见。其中，在兵力派遣上，西南局“拟以一个军去，唯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临时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同时，“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对于西南局进军西藏计划，毛泽东完全同意，并于1950年1月10日致电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及西北局，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只要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加紧督促张国华和十八军等部，进军西藏“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西南局正是在积极准备进军西藏的工作中，为便于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由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中央予以采纳，并作了相应部署。

“多路向心进兵”策略在昌都战役中得到初步尝试。“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其中，西南军区十八军除留五十三、五十四师在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1951年10月26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进入拉萨。西南军区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由云南德钦地区出发，于1951年10月1日进驻察隅。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于1951年12月1日进入拉萨，并与十八军会师。由新疆入藏的部队进军西藏阿里后，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独立骑兵师第二团于1951年5月28日在改则的扎麻芒保，与先遣连会师。

“多路向心进兵”西藏实现后，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1952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贯彻实施，推进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也揭开了新中国西南国防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