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旅途印象

（文章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周报》）

藏彝走廊这一个概念，是在 1979 年由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故费孝通教授所提出。费孝通教授将中国西南方的三条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区域称之为藏彝走廊。从北北西至南南东方约莫有 1,000 公里的距离。在这三条河流之间是峭峻的第三纪横断山脉区，从青藏高原中经年累月不间断的水流将其切割成深峻的峡谷。除此之外，四川当地的学者也指出，这个区域应该包含三条长江主要的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样一来便形成六江流域（Six-River Region）。峡谷是由这些河流所切割而成，从河床底部算起其高度常达 2000公尺深。在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桥面建造之前，这个区域是一个东西交通运输的自然屏障，但是沿着河流却是一条自然通道。

引发调查藏彝走廊最初的构想是在 2005 年的夏天，我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召开的由一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资助的国际合作会议中，讨论未来在这个区域研究进行的可行性。这个会议有超过 40 个与会者，大部份是来自中国及美国有成就的学者及研究生。有好几位当地的学者建议，这个区域的大规模开发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始进行，所以我们也许应对这个区域做一全面性的考察，尤其是该地区在 20 年前由官方主导的民族调查后，未曾再做过类似的考察以暸解近年来的变化。

2006 年 1 月，当我接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时，我发现可以进行规划这样的普查式考察。紧接着我便开始着手联系大陆当地的学者来进行准备的工作。经过与这些当地的机构协调之后，一趟 20 天的考察之旅就此展开。我们将通过四川西部及云南的西北和东北部。考察的期间为 6 月 2 日至 20 日。这次旅途的参加者包括：李星星（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学者）；石硕（四川大学藏学史学者），刘先强（四川教育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比较少数民族教育）；程厚思（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者）；李革（成都登山协会负责人）；刘绍华（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和我自己。

为了确保我们可以登上这高低不平的山坡及陡峭的峡谷，我们雇用了两部全装备四轮传动的休旅车，再加上两桶 10 加仑的备用汽油，并在车上并装载瓶装水及各式各样的干粮。我们的调查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探查该区地形全貌；第二、勘查并建立研究点或基地；第三、希望可以找出一些有共通性的论点及议题，来推展研究计划。

本区由于大山与河流深谷的割切，因此具有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景观环境。它丰富的植物群、动物区，对人类学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此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多彩多姿的文化资产。藏彝可以归类成两个大范围。藏即是西藏一辞中文的缩写。而彝指的是四川西南及云南东北的诺苏（Nuosu）语群，这两个族群都有超过有百万以上的人口。

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超过 12 个官方认可的民族族群，像是：羌、栗僳、傣、白、苗、么些（或纳）、纳西、哈尼、景颇（或卡钦）、怒、独龙、拉祜（亦叫罗黑）。加上几个不明确的所谓藏支族群，例如尔苏、普米、札巴、木雅藏支、尔龚藏支、贵琼藏支、嘉绒藏支、和木里藏支等。这些所谓藏族的支族群，当地学者统称它们为康巴（Khamba）。其历史来源固然不明确，但正式来说，他们被认定为藏支或是藏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信奉西藏佛教或藏传喇嘛教，并且使用藏传佛教经典的书写文字。然而，仔细的审视这些所谓藏支平日的活动，包括其农业、建筑、纺织品、服装、口述历史及家庭内语言的使用，都明显的表现出他们族群原本与藏人不同，只是逐渐被藏人所同化了。

一般来说，根据纬度和海拔，可以将本地归类成三或四个农业生态区。第一个地区，大约为海拔 3,000公尺或北纬 30度以北的地区。此地藏民主要的作物是大麦，而诺苏（即彝族）则是种植荞麦（有两种形式：甜味和苦味）。除了农耕之外，通常还会参杂畜牧业（藏民饲养牦牛及马；诺苏人饲养绵羊、山羊及马匹）。第二个地区，延伸到海拔 1,000～3,000公尺或北纬 30度的南方。这个地区主要的农业系统，包括小麦及季节性的庄稼如洋芋、玉米；再加上家畜猪、羊、牛（有一些为水牛）。当高地的供水平稳时，当地的居民也会建构梯田来栽种水稻。野生的花椒在当地烹调时是很重要的调味品。花椒通常沿着山坡地生长并且是当地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这里我们发现的族群大部分是所谓藏族的支系。高密度人口结构经常将农耕的方法推展到极致。也因此，一排一排的玉米田排列在大于45度的斜坡上。不用说，这样的农耕无庸置疑是会带来土地侵蚀的问题，并经常在山坡上留下漏斗状的冲刷痕迹。

最后一个地区，则是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是一处亚热带河谷地形。在此，稻米梯田是主要的农作景观，加上烟草、小麦、马铃薯、油菜花、菠萝，还有一些甘蔗。常年生的植物可以当作经济作物，像是茶叶、荔枝、香蕉。居民饲养的动物有猪、绵羊、水牛、鸭、鹅和鱼。再者，这个山谷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族群。这些人更汉化，并且活跃于市场。撼易。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走廊是两个扩张型文化实体的竞争地，即在走廊东方的中华帝国，及走廊西边的西藏喇嘛教神权统治体这两者的竞争。自从 13世纪，中华帝国在此推动了它的文明化过程（see Stevan Harrell ed.，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1995；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以谋求改变少数民族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归附到自己的文化范围，像是分封部落领袖为土司，或是地方官员的委任。经由行贿、强迫及经常性的军事活动，中华帝国的触角已经深深延伸到这个走廊。在此地，能与中华扩张主义抗衡的就是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统治集团。藏传佛教的根基是神圣的寺庙、繁复的仪式、神话、建筑、艺术、书面语言、唯心论等。通过转世活佛，藏传佛教改变了周遭族群的信仰，让它们转向以神权及来世为导向。在原来的藏民与被教化者之间，却存在着分歧和相互藐视，并可在他们平常的生活中窥视出。在他们的神话中，一些最近才加入藏传佛教的改宗族群，像是札巴，甚至试着建构他们才是正宗藏传佛教后代子民的神话，并希望能藉此从西藏藏民手中夺回宗教的正统性。相反的，有另外一些少数民族菁英份子，这几年来重申他们民族的原本性，并否定既存的藏式社会等级。这颗卡在中华帝国及西藏神权统治之间的棋子，现在已悄然来到 21 世纪决定性走向的关键时刻。

2000 年中国积极投入雄心勃勃的“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其发展目标放在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藏彝走廊缺乏农业发展或牧业发展的潜力，在这边可以利用来发展的天然资源便是强大的河水水力、壮观的河山风景、丰富多彩的文化、及丰富（过剩）的人力。根据这个逻辑来推论，主要发展计划的推进与当地政府的主动参与即包括了建筑水坝以扩充发电设施、推动旅游业、及人口迁徙计划。与之而来的还有其它相关项目，例如，高速公路建筑、封山育林、历史文物的恢复及保存、及风景区美化等等。

我听说国有电力公司已有详尽的规画，要淹没所有的主要河流（除了怒江之外）来建造发电用的水坝。但是，由于国际及地方上的保护环境组织的抵拒，及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的干预，怒江已被规划为“最后一条的母亲河”。然而，怒江只是中国庞大发展计划中的例外。四个高坝已在金沙江上建造起来。我们造访的这个建造场是位于云南东北角的溪洛渡。水坝的计划的高度是 280 公尺，即高于三峡大坝达 100 公尺。该坝在 2017 年完全时，其年运转量可以发电达一千两百万千瓦的电，相当于四分之三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另外一条小河为鲜水河，虽然它的长度不及 300公里，但是它流入雅砻江却是滔滔急流，并已规画要建七个高坝来利用它极大的力量。

历史改变的巨轮，在国家所推动的发展计划开始推动后，将有大量的人口及资本会移入藏彝走廊这个区域。水坝和高速公路建造计划，在工地上吸引了混杂族群的工作者，并且为地方带来短暂的经济繁荣。此外，旅游业者介绍这些以前被隔绝的地区给国、内外的观光旅客。在水坝后面为水库淹没地区的所有居民，将被迁徙到条件较好的区域来定居，至于那些在选定为封山育林区域的居民也是如此。改变的历史转轮由这个国家型计划来承受，走廊的地貌景象立刻将完全被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