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盟誓制度研究综述

唐蕃会盟碑

石城会盟碑

盟誓制度是吐蕃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唐蕃盟誓的论文及著作颇多。吐蕃盟誓不仅仅局限于唐蕃盟誓，还包括赞普与大臣、吐蕃与邻国、婚姻、兴佛等方面的盟誓，内涵广泛，并贯穿吐蕃王朝兴起、繁荣、消亡的整个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吐蕃盟誓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析吐蕃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吐蕃盟誓制度进行了研究，并且有不少作品。对吐蕃盟誓研究的国外学者较为有名的是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专门研究过盟誓制度的仪式（见石泰安著、耿升译：《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西藏研究1989年04期），这是较早的一部研究成果。而后其还在《唐蕃会盟考》中主要对吐蕃和唐朝之间的盟誓进行了探究。

国内最早对吐蕃盟誓制度做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王维强。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吐蕃盟誓制度研究》的两部分，曾分别以《吐蕃盟誓之根源探究》和《吐蕃盟誓的形式演变及其作用》为题发表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和《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上。王维强对于吐蕃盟誓产生的根源、形式及其演变、在吐蕃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唐蕃会盟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该论文把联姻作为特殊的盟誓形式进行了研究，对吐蕃与象雄、吐谷浑、突骑施、小勃律的联姻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其后一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刘付靖在《论吐蕃王国时期赞普与贵族的盟约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中主要对赞普和贵族的盟约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史工会在《浅析盟誓在吐蕃统一中的作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中主要对盟誓在吐蕃统一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双成在《藏族“盟誓”习俗探微》（《西藏研究》，1998年，第2期）中主要对盟誓的概念、源流、禁忌、产生的根源、作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吐蕃盟誓的作用方面，2认为盟誓具有一定的法律功能，这是其他作者没有谈到的。

李学琴在《浅谈吐蕃奴隶制时期的盟誓》（《藏学研究论丛（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对吐蕃盟誓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特别对吐蕃盟誓的维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她认为盟誓的维护主要靠以下几种手段来实现：其一，赏赐土地、奴户和官爵、告身；其二，无情地惩罚背盟者；其三，以和亲巩固联盟；其四，结为兄弟之盟；其五，以留人质来巩固联盟。

孙林教授对吐蕃盟誓也进行了独特的探讨，他的论文《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主要是对盟誓时的文字载体──盟誓文诰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另外，在《古代西藏苯教的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2007年，第25期）中，孙林教授对吐蕃的盟誓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尤其是借助《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赞普传记》对吐蕃时期盟誓的具体程式即饮宴、立盟、歌吟、酬神谢天、签订盟誓的研究，使得吐蕃盟誓的研究更为细化。

马都尕吉在《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中对于盟誓的要素和根源做了一定研究，认为盟誓的主体、目的、誓词和仪式是盟誓的四大要素。

钱国花在《浅谈吐蕃盟誓制度》（《社科纵横》，2006年，第5期）中把吐蕃盟誓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末期的联盟会议、达布聂斯时期进攻性质的会盟、松赞干布时代王朝政体性质的会盟。在分析吐蕃盟誓制度产生的根源时，他认为吐蕃时代连年不断的掠夺战争也是其社会根源的一个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新的见解。

卓玛草在2007年6月5日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盟誓文化》中主要是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切入点，对盟誓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陆军在《古代羌藏盟誓习俗初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中主要是对盟誓的功能进行了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对盟誓在当代藏族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

朱丽霞在《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中主要从宗教的角度对吐蕃盟誓进行了研究。牛绿花在《浅析藏族习惯法之盟誓主体的历史变迁》（《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主要是对盟誓主体进行了分析。陈践和杨本加在《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中主要对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的盟誓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梳理，但是论的方面不是很充分。

关于论著方面，涉及到吐蕃盟誓制度的主要有石硕教授著的《吐蕃政教关系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林冠群教授写的论文集《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和《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张云教授著的《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尤其需要值得重视的是林冠群在《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对吐蕃盟誓产生的根源中首次提到了地理影响，这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

审视以往有关盟誓的研究成果，可以生发出如下研究设想：（1）文献研究跃进到历史研究。以往关于吐蕃盟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的收获，即通过摹写、翻译、注释的方法，基本完成文献整理的任务。当然，这是任何研究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以往文献研究的勤苦成果，虽也存在诸多需要重新考量之处，但无疑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依据。不过，就学理本身而言，文献研究毕竟不能等同历史研究。只有置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下，吐蕃盟誓的丰富内涵和多元层次，才能得到细致挖掘和充分展开。（2）局部研究过渡到整体研究。对于吐蕃盟誓的丰富内涵，以往的相关研究早有重视。然而，为数不多的论著就此有所深化，大部分论著缺乏完整性和层次性的考量。在吐蕃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内，即便是涉关其他课题的各类研究，往往无不以引述盟誓资料尤其是金石铭刻，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对于盟誓的某些具体要素和史事的局部涉及，比之盟誓材料本身的丰富程度和解释维度，在整体上仍然显得不成规模。此外，涉及唐蕃会盟尤其是长庆会盟研究的丰富成果，远远压过关于吐蕃盟誓本身的学术论著，在研究实践中存在不均衡的状况。

纵观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盟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学者所作的研究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整体的横向性比较研究；并没有把其放在整个吐蕃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也没有更多地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即尽管对于吐蕃盟誓制度研究的作品不少，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或没有搞透，值得我们细细挖掘。

盟誓制度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它的研究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双方盟誓活动中，文化交融现象越来越明显。例如：唐蕃会盟仪式中的刑牲歃血、加坎告庙等均是汉族所特有，而非吐蕃人的习俗。缔约时吐蕃迁就了唐人的这一习俗，同时唐人也迁就了吐蕃的佛教仪式。也正是这种千年不息的交流──融合──积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