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集团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差异探微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在全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相互征伐的局面。中原各路军阀相互征战使得“农民大量流亡，被迫脱离劳动生产，东汉统治崩溃之后，接着又是连年混战，中原地区残破不堪，农民不是被屠杀，便是在饥饿病疫中死亡，天下不耕者二十余年，剩下来的编户齐民，仅及汉代全盛时期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由于人口的减少，统治者对于兵士来源更加利用各族人民来补充，而此时战争主要是在内地，所以需要使其更向内地迁移。”弥补劳动人手的不足、提供兵源和少数民族也想到发达的中原地区生活等原因使得少数民族内迁成为历史的必然。建安五年(公元200 年) 官渡之战之后，曹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并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在此期间，乌桓、鲜卑、匈奴、氐、羌等少数民族也被征服，而曹魏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却大不相同。

一：曹魏集团与乌桓、鲜卑、匈奴、氐、羌的关系
(一) 曹魏与乌桓

乌桓又称乌丸。东汉末年，居住在辽东、辽西，河北一带的乌桓族由于东汉内乱、匈奴分裂而得到了发展机会。乌桓族的首领蹋顿统一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经常骚扰汉的东北边境。建安十二年(公元207 年) 八月，为了彻底消灭袁绍集团残余势力平定北方，曹操远征乌桓，大破三郡乌桓于柳城，斩蹋顿单于，把先前被乌桓掠去的十万户汉人和十万户乌桓人迁入关内编为齐民，承担赋役。同时选其精壮编为骑兵成为曹军的重要军事力量，“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曹操基本上控制了乌桓部落。

(二) 曹魏与鲜卑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 ，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为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和原属于东部大人弥加、素利等所领的若干小集团等各部，其中以轲比能最强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 年) 曹操平定幽州后，步度根、轲比能、弥加、厥机等随乌桓校尉阎柔“上贡献，通市”对东部大人“太祖皆表宠以为王”。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 年) ，文帝即位，轲比能、步度根遣使献马，封轲比能为附义王，步度根为被拜为王。东部大人素利、弥加也因献马被封为归义王。轲比能志在统一鲜卑各部，与东部大人素利、步度根等相互攻击。太和二年到青龙元年(公元228～233 年) 轲比能先后兼并了“东部大人”所领的各小部和步度根，统一了漠南地区。从“控弦十万”“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曹操深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力”的道理，所以利用鲜卑的内部矛盾加以离间。后曹魏以轲比能勾结蜀汉“怀贰”及“数扰幽、并”诸州，于青龙三年(公元235 年) 由幽州刺史王雄遣韩龙刺杀轲比能，更立其弟。此后，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后曹魏邓艾又使“鲜卑数万”散居雍、梁二州，以防蜀汉。正始五年(公元241 年) 部分东部鲜卑内附，曹魏设辽东属国，置昌黎县以安置鲜卑归附人口。

(三) 曹魏与匈奴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逐渐失去对南匈奴的控制。建安元年(公元196 年) ，呼厨泉单于请降，建安七年(公元202 年) ，袁绍子、袁绍外甥高干等与呼厨泉共攻河东，并与关中司马腾联兵。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等围呼厨泉于平阳，并遣使即至司马腾处劝降，呼厨泉等复降。还通过并州刺史梁习“诱计分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以荐举匈奴贵族到幕府任职，使其与部众脱离直接联系；征调匈奴牧民壮丁“编为义勇”，继而“请以勇力”；其家属迁至邺城以为人质，施以教化；普通族众，领其为农，输纳课税，兴兵讨其不服者进行军事镇压。以上措施使“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曹操又以匈奴久处内地，人口繁衍势大难治，于己不利，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 曹操分并州匈奴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帅”和“都尉”是从匈奴人中选择出来的，“司马”为汉人，汉人司马掌握实权。到明帝太和五年，复置护匈奴中郎将，治所在晋阳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一般由并州刺史兼领此职。

(四) 曹魏与氐、羌

氐、羌人民居住于刘备与曹操两个集团中间。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 兴国氐王阿贵、百顺氐王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建安十八年(公元213 年) 曹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灭阿贵。“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曹操又派徐晃率军进攻喻糜陕西陇县东、济陕西陇县南诸氏，取得胜利。曹操向汉中进军，犊仇夷、诸山氏、武都氏出兵邀击，曹操又派徐晃讨平犊仇夷、诸山氏，遣张既讨武都氏，“收其麦以给军食”，接着又进军河池甘肃徽县西北，大破氐王窦茂军。曹操对战败的氐、羌人民采取内迁政策，前后徙武都氏人五万余落于京兆、扶风、天水、略阳、济、雍等地。公元220 年魏文帝黄初元年，武都氏王杨仆率众内附，徙居汉阳郡。公元240 年齐王芳正始元年，郭淮又徙氐人三千余落于关中，从此氐、羌人民布满秦陇地区，与汉族杂居，加强了汉族与氐、羌等族的联系。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思想的支配下，对内属氐、羌族统治上层，一方面封官赐爵，予以羁縻拉拢；另一方面置护西戎校尉，驻长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护军等加以监督。

二：曹魏集团对待各少数民族政策的差异及原因

曹魏对待乌桓的政策与对待氐、羌的政策相近，都是以武力征服然后强迫迁徙。其原因在于乌桓和氐、羌分别追随了曹操的敌人袁绍和马超，曹操必须用武力征讨。征服后，为了补充中原人口和以防后患而强迫内迁，所以对待他们就有强迫的意味，而且对普通民众的压迫也比较重。对待鲜卑和匈奴的政策相近，安抚多于征伐。其原因在于鲜卑和匈奴比较强大，而且与曹魏没有完全撕破脸皮，曹操对其首领进行利诱和拉拢并用计离间或分而治之，虽然严防，但表面上还是比较优待的，主要是为了和平获取他们的强大骑兵。

从曹魏政权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手段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时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所以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所差异，但其宗旨是尽可能地使各民族为我所用，同时严防各民族势力的壮大。为达到此目的，曹魏集团以武力为后盾，以官位为诱饵，拉拢各部贵族上层。当某一部落有崛起之势时，又加以离间、分化，而对于叛乱的部分则加以征讨，对于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少数民族部众采取先征服后内迁的政策，把普通民众编户齐名，征收赋税，其中的精壮编为军队，四处出征。通过这些措施最大程度地壮大了曹魏政权，很好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可以说，曹魏政权及时顺应并加强了这种已有的趋势，进行了适当的安置，对于可以预见的各种不利的情况进行了防范。曹魏政权的强大使得内迁民族按照中原王朝的意愿进行安置和管理，只要中央王朝强大，加在各内迁民族身上的“游戏规则”就会起作用，从而使得天下太平，各民族和睦相处。但是这一切都以中央政府的强大为依据，当中央政府统治力衰弱、地方上对平民压迫过重时，原来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将乘机起兵，而各族人民也会与之呼应，给中华大地带来沉重的灾难。“五胡乱华”即如此，但这并不说明曹魏内迁政策是个错误，正如前面所说，少数民族内迁与中原人民融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行为。江统等认为的“徙戎”是历史的倒退，不可去实施更不能去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晋朝统治者之间“八王之乱”严重削弱了晋王朝的统治力，而且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故而使各少数民族首领起兵叛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