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民族”：辛亥革命舆论总动员的重要工具

邹容所著《革命军》封面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长期在多族体全面互动中运转的王朝国家，在其传统的族体分类和关系处置中，“华夷”是一套流行并且影响持久的分类和观念系统，在汉语语境中具体的群体分类中则多表达为“某某人”，如汉人、满人、蒙古人等，至于这些族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则多在“天下”的国家背景下，以“华夷”关系解释。随着清末王朝国家转型进程的开始，传统的“华夷之辨”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国家等思潮影响，逐步转向“种界”竞争，最终成为革命派进行反清舆论动员的重要工具。“种族”、“民族”概念被用于革命语境下解读并重置满汉关系，充当了推翻清王朝政权的推动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那个“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的时代，人们日益接受了“种族”观念，而革命者为了满足“革命”的目标需求，扩展了这一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大一统”王朝统治下，王朝中国“五方之民”形成了动态的合作、竞争、冲突等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具有变动性、多样性的特点，而且历史悠久。不同群体之间交往深度虽然大为不同，但他们之间关系的主线仍是围绕着“大一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展开的，并常常在争夺“正统”的过程中产生变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刻历史联系。

1898年前后，“保种”、“种战”的呼声此起彼伏。兹后，种族之义浸濡日深，成为晚清时人们认识自我、解释世界的主要框架。随着西方势力强逼态势的形成，王朝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社会精英看到，在“黑”（黑人）与“白”（白人）的对立中，“黑”惨遭压迫；在王朝中国的不断失势中体会到“白”与“黄”（黄色人种）的对立，以及“黄”在“白”面前的弱势；在进化论和种族知识的影响下认识到，当时是一个“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日益接受了“种族”观念，而革命者为了满足“革命”的目标需求，扩展了这一观念的内涵和外延。

清末，种族分类最初多用于分析王朝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描述的是“黄”与“白”的对立。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出“亡国灭种”的警告；同年，康有为亦以法属越南、英属印度为例，警示“吾神明之种族”必须及早为计，免蹈覆辙；1897年，皮锡瑞在南学会成立大会演讲时指出：“保种必先开智，开智方能自强……我黄种之人，聪明才力，不在白种之下……”；梁启超、唐才常等则在“种”的比较中，多强调“黄”优于“黑”、“红”，可与“白”竞争，以至于形成了一定的种族优越感；1898年，维新派成立保国会时，明确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在与西方的对峙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身体及发色、肤色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社会力量最可资利用的一致性特征。但是，直到维新之前，维新派所倡导的不过是“黄色种族主义”。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在文化、宗族、民族、种类等许多层面上应用过“种族”这一概念，但是“种族”作为一种学说则出现于19世纪末。随着留日学生中激烈反清情绪的形成，种族观念日益扩展开来并成为动员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当然，人们的种族意象是受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影响的。

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不同群体的划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某某人”范畴，这一范畴更多的是依据文化差异而非种属之别。陈寅恪对南北朝胡汉之别的研究结论是，二者之别在文化不在种族。余英时指出，传统中国区别“中国”与“非中国”重在文化而非血统、种族，南北朝时期史书上所见的“中国人”、“华人”、“夏人”、“汉人”，其含义更多的是指文化上有差异的人。但是，在清末的新知识分子和精英中，有人已充分运用西方的“种族”概念，并结合王朝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基于血统之分重置满汉关系，在此过程中也累及北方各群体。正如孙隆基指出的那样：“从解构学角度看，一个名词没有先天的含义，它之指称对象视其处于‘差异性系统’之内位置而定。‘种族’一词如用来界定满汉之别，就会引申出光复汉族的结论。”

把满汉关系纳入“种族”关系考量，成为“种”界内向化的开始，满汉之别由此被直接纳入政治、经济权益之别

一旦使用“种族”概念来重置满汉关系，人们很快就会得出关于满汉矛盾与冲突的结论。深入挖掘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不仅涉及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生活，还常常溯及辽远的历史深处。可以说，把满汉关系纳入“种族”关系考量，成为“种”界内向化的开始。

当时，出于国家转型的政治需求，革命者直接将“满人”和“汉人”对应为“满种”与“汉种”，“种界”和“民族”话语迅速瓦解着“大一统”政治下满汉一家、满汉共同效忠于皇帝或皇权的政治现实。这一话语甚至逐步成为回溯漫长的王朝国家历史、认知当时的政治现实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视角。一些人在“中国”、“中国人”、“华夏民族”等概念中迷失，由此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在1994年我们仍然能读到一些概念混淆、逻辑混乱的文字，如魏义霞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中就有：“自从盘古开天地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大地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更名改姓，但始终是中国人支撑政权。尽管其间有过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等)，但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天下。这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国人始终是中国的主人。”

历史上，“汉人”、“满人”等在同一个王朝国家之内共同生活，通过共同承担或完成臣民的封建义务，调整或激变王朝国家体系内的一切矛盾和问题。但是，当革命者接受种族观念和相关知识之后，便充分利用国家转型的历史环境，通过各种手段彰显“汉种”地位，使“种族”和“民族”之别直接与“华夷”差别对接，满汉之别由此被直接纳入政治、经济权益之别。在革命环境下，革命者不遗余力地激化满汉矛盾，以瓦解清王朝统治，并以激烈的情绪对待清王朝政府。比如，创办留日学界第一份宣传革命的《国民报》的秦力山称：“吾宁使汉种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享升平，舞河山，优游弋鞑靼之下。”张继称：“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

革命派在表达其反清意愿时，不惜使用最尖刻和激烈的言辞以号召种族革命，针对这种倾向，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此举可能会助长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革命者反清的手段是多样化的，社会舆论的制造和宣传的基本手段便是利用种族、民族差别，使“满人”敌对化。革命者通过演讲、撰文等形式，发布了大量妖魔化“满人”的言论，这在陈天华、邹容、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当时刊布的文章中比比皆是。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的谈话中说：“夫共和主义岂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况羁勒于异种之下，而并不止经过君民相争之一阶级者乎。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至民间无一毫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濒于死亡。于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以与终古。”他认为，革命如果成功，其他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在种界、种族和民族主义话语条件下，革命派热烈地响应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通过举办演讲会、开展纪念性活动和印刷反满书刊，大力宣传满汉种界之分，用种族竞争等观点解读历史上的满汉关系，甚至不惜使用非常手段，挑拨和激化满汉矛盾。对此，时人并非人人响应。从区域来看，其影响多集中于江浙、湖广一带及中心城市；从阶层来看，其影响所及主要在社会精英和社会上层中。当时，袁世凯还通过发布通谕来消除此类宣传的负面影响，称“其处心积虑，尤欲满汉自相猜忌，因猜忌而生冲突，因冲突而启纷争。”

革命派在表达其反清意愿时，不惜使用最尖刻和激烈的言辞以号召种族革命。革命派出版的刊物、小册子成为宣传这些思想的重要阵地，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影响。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他还从资产阶级种族观念出发，进一步提出：“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译于地球各国之下。”出此豪言，目的是“吾先以种族之念觉汉种”。

针对这种倾向，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此举可能会助长列强对中国的瓜分。1905年，陈天华在从容赴死之前提出：“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盖政治公例，见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

据统计，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翻印了20多版，总印数超过100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第一位。从1903年《革命军》出版到1911年武昌起义，宣传革命的书报可分为三派：第一派包括章太炎、刘师培、陈去并陶成章等撰《訄书》、《攘书》、《清秘史》、《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著作以及《国粹学报》等等，这些书报出版于1903年至1906年，主要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洲以光复旧物；第二派包括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等撰《民报》，其主张更偏重于民族主义；第三派包括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撰《新世纪》等，民族主义色彩也非常强烈。

当时，社会精英和革命者多直接将王朝历史上的“华夷”差异转化为种族、民族之别，以种族、民族观重新审视王朝中国多元的文化群体。他们首先将占据统治地位的“满人”置于对立面，将满汉关系完全置于敌对框架加以认识和分析，以佐证革命的正当性，从而号召全社会参与革命，认同其革命主张。正如杨国强所说：“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

总之，“种族”、“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应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辛亥革命所推动的王朝国家转型是这些概念得以日益流行的根本原因。在国家转型进程中，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变革相互推动，逐步重置了王朝中国“五方之民”的历史关系，使之进入新时代。当时，有人发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声音：“独其私己族以亡人族，终且激他族以自亡”，“今既区汉族，复怒蒙民，彼行幕者，尚何国之不可奴哉！”“世有孤存一族而可长保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