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民族与宗教：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特征

驻藏大臣衙门 图片来源：CCTV

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土，位于中国西部，地处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西藏文明源远流长，其城市出现也较早，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西藏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清代是西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西藏格鲁教派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清王朝对西藏统治的加强，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频繁，西藏城市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初步形成了西藏城市体系，由此对20世纪西藏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影响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的因素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西藏城市发展

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须臾不可离的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古稀。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并塑造了民族的特性与社会性质。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所以从地理特性考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西藏位于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全境层岩叠峦，高可摩天，北界昆仑山、唐古拉山，与新疆、青海比邻，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东南与云南相连，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不丹、缅甸、印度等国接壤。青藏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缘和东缘大部分为高山峡谷，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清人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山环树接乱云铺，水尽云飞山亦孤。遥望口烟山色里，崎岖无路可奔赴”。清代人对西藏的内部地形构造也有所记载：“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霏常风霾无定”。“四面雪山围绕，高原山岳重叠，人烟稀疏，道路难行。虽然西藏与不同地理类型的地区或国家接壤，但由于内部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西藏和外部的交流，以及西藏内部各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都因交通不便而受到制约。

西藏不仅自然地理状况复杂，而且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西藏不同地区的气候高低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山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霏常风霾无定。近代有人对西藏气候描述道：“其为世界最高之地，故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当地缺乏燃料，居民多以兽粪代柴薪，烧火取暖”。据近代人记载，西藏“西北部地势高峻，复以冈底斯山之隔绝，信风被阻，因而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全年夜间温度常在冰点以下，荒山穷谷，阗无居人，土地荒凉，植物绝鲜。惟满地产盐，日光照之，皑然夺目。东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天时较易，雨泽亦多。而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之水源，亦皆于季风所施之夏雨也”。相较西北地区的寒冷，东南的温热多雨更适宜人居住，这种特点决定了西藏重要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南部，例如拉萨和日喀则都坐落于此一区域。拉萨“四时温暖，冬日少雪，春至则花开，桃红柳绿，有古柏乔松，僧舍梵林，风景绝佳，故有西方极乐之名"。

由于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天灾频仍，疫病不断，西藏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牧草地占全西藏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故西藏人民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而游牧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家一户分散地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因而对于城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气温偏低，日温差大，不利于人生存，加之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较低，人口总量增长缓慢；另外，西藏全民信教，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僧尼不从事人口生产，故而西藏总人口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清代中后期西藏全部人口约80万人左右。由于人口总量较少，由此也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发展。

（二）交通、商贸与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

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官员的出入藏区，尤其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央政府开始任命文武官员入驻藏区，藏区各地逐渐建立台站、县衙、哨所等，这些官方驿站的设立，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商贸的出现，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清代西藏对外部的交通线路因复杂的自然地理因素与经济发展落后的制约，交通体系构建并不完善，但是因西藏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出于国家对其宏观掌控的需要，清中期以来，不断加强对道路建设，初步形成陆路交通网络。西藏僧俗入贡所经过的路线为“来时自西宁起，回时至西宁止外”；但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则主要是通过川藏线进行，“此道为由中国本部通西藏之正驿”。清以来，清廷在传统的茶马古道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加强了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建设。川藏道路分为南北两条，南线为官道，官员多从此道通往西藏；北线多为商道，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线路及重要节点如下：“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沿途主要城镇有打箭炉──工竹卡──折多──理塘──头塘──立登三坝(巴塘和理塘交界处) ──巴塘──乍丫──察木多(今昌都) ──硕般多──拉子──拉里──阿咱──山湾──常多──宁多──拉松多──江达──顺达──鹿马岭──堆达──乌苏江──仁进里──墨竹工卡──拉木──德庆──蔡里──拉萨，除拉萨外，打箭炉、甘孜、理塘、巴塘、昌都等都是重要的城市。

交通的便利有助于茶马互市，互市贸易又促进城镇的兴起。打箭炉为川藏商道上的一座重要城市。明代，此地仅有祝厚十余户。清以来，随着川藏贸易的兴盛，打箭炉始建黄寺，祝厚增至三十余户。“旧无城垣，国朝既定藏番，设立文武衙署、仓库税关”。康熙四十一年，清廷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郎铁图等驻打箭炉监督贸易。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其城“周一百四十五丈”。“雍正八年始建东南北三门”，城垣坚固，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其后，汉人来此经商屯垦者日众，市场勃兴，祝厚增至百余户，乾隆时更增至数百户。清末改流，置康定府。由于该城为西藏地区与内地交通之门户，“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打箭炉的发展与清廷着力扶植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皇帝就曾谈到内地与西藏贸易，“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每年的茶叶贸易已达“茶八十余万包（两篾为一包，每篾十斤）”。在此基础上，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人口的聚集，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到光绪时，打箭炉城“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川藏要道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城市为昌都。昌都位于成都与拉萨交通线的中途的一个节点，是川藏交通要道上重要的枢纽和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雍正八年，建土城一座，内为粮台、游击及千把、外委各衙门。道光年间，昌都城后山上有喇嘛数千，山下土城为游击、戍兵及粮务驻所，城外藏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藏民杂处。清中叶，驻藏大臣松筠谈及昌都，认为此“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扼要之区”，“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为西藏门户”。意大利学者伯戴克在《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中也写道：“昌都是西藏东部交通的枢纽”。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在上书光绪帝时就奏称昌都“为入藏通衢”。清季，昌都“居民六七百户，大小喇嘛寺甚多。汉人居此者亦不少。设有军粮府治理之”。人口的集聚带来与其相联系的商业的发展，昌都“贸易已达到了年8万英镑，主要是用鹿茸、麝香、黄金和白银来交换丝绸、棉纺品和家庭日用品”。

此外，四川通往西藏南北二路的城市还有甘孜、理塘、巴塘等。

由于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相邻，故有着悠久的边贸历史，形成了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清中期以来，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商道得到进一步开拓，由此推动边境沿线城市的兴盛，沿交通线形成了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江孜为西藏第三大都会，东至拉萨约五百里，西去日喀则城约三百里，南达亚东约三百六十里，扼藏境交通之要冲，印人入藏，亦多取道于此，故为西藏南部之要隘。江孜南大门附近每天都进行集市贸易，其商品与拉萨与日喀则相同。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孜与噶大克同时开为商埠，其“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输出品多金沙、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毡、马鞍等，颇称有名”。

亚东，据藏地南境突出之一角，介于不丹、锡金之间，为西藏南端之门户，通印之咽喉。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西临锡金，东临不丹，离印度噶伦堡仅一百六十里，为西藏南面门户，曾是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印主要陆路贸易通道，由于边贸的发展，亚东成为边贸城镇。光绪十六年，中英签订《藏印条约》，英国取得对锡金的统治权和在西藏通商的权益。光绪十九年，中英又签订《藏印续约》。次年，亚东开关通商，按上述条约规定，五年内对经由亚东的进口货物概不征税。清季曾设亚东关与靖西关于此，亚东关属于北京总税务司监督，靖西关乃隶四川总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藏樱撼易总额，达二百九十余万元，当时江孜与噶大克尚未开放，商场仅亚东一处，其盛况可想矣”。光绪三十二年（1906），根据中英两个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在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埠通商，设立了税关。各关设监督和商务委员。三关的职责主要是稽查进出口货物、征税、裁判、巡警、工程、外事及其他。开埠通商推动了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的发展，中外商人云集。宣统二年，联豫将驻藏粮官改为理事官，后又改为驻各地委员，除在靖西、江孜、亚东、噶大克已设官外，曲水、哈拉乌苏、江达、山南、硕板多、三十九族地方各设常驻委员一人，负责管理刑民诉讼，清查赋税、筹办学务、工艺、商贾、屯垦、调查矿山与盐场等等。以上几个城市的开埠虽然是被动的，但开埠通商却在客观上直接地促成了各个城市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带动了腹地农、牧、工、商业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经济市场化与外向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其地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然而，由于外国的进口工业品和西藏各开埠城市的出口农牧副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剪刀差，结果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从长远考察对这些地区甚至也影响到西藏城市经济近代化发展；另外，由于外国产品大量进口，甚至在本埠设厂制造，争夺国货市场，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藏城市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育。

（三）清廷对西藏统治的加强与西藏城市的发展

清朝建立，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兴黄教，设驻藏大臣，平定叛乱，维护西藏稳定，推行改革等，对西藏城市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明崇祯十五年（1642），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建甘丹颇章政权，政教合一，拉萨遂为西藏首府。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赐达赖喇嘛以金印，承认其在西藏之政教地位。嗣后，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各遣使入京贡献，清廷册封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达赖驻拉萨，统领全藏事务，班禅驻日喀则，分领后藏事务。

康熙四十八年（1709），设驻藏大臣一员，由清廷简放，隶理藩院，其职责为总理西藏事务，驻拉萨，任期三年。康熙五十三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兴师侵藏，焚毁寺庙，迫逐僧众。康熙五十八年，康熙帝遣大兵平定西藏。次年，逐准噶尔军出藏，结束蒙古诸部对西藏地方的占领。雍正帝嗣位，撤回驻藏官兵。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隆阿尔布巴等叛，杀康济鼐。次年，颇罗鼐率众部落入藏，阿尔布巴等伏诛。清廷承认颇罗鼐建政拉萨，赐贝子衔。是年，清廷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派驻藏大臣正副二员，所属本院司官一员，笔帖式一员，三年轮换。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轮流一人，前往后藏巡视边界，操阅藏兵。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废除郡王掌政制度，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共同负责处理藏事。另派驻藏军队五百人驻拉萨，为驻藏大臣差遣。驻藏大臣的设立扩展了拉萨的城市空间。驻藏大臣衙署设立在大昭寺北面，衙署“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驻藏大臣的设置与衙署的修建，代表着中央力量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前所未有的强化。

由于西藏主要官员的任命和重要事务都须经驻藏大臣办理，从而使清廷的政策能够较好地在西藏得到执行，有效地改善了西藏地方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各部门的分工，从而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前后藏唐古特官喇嘛官，初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署。其大者如噶布伦，亦由达赖喇嘛选定后，始移交驻藏大臣俱奏。乾隆五十九年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给与顶戴，前藏官缺出，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出，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选补。前藏唐古特官，三品噶布伦四人，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五品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六品达琫一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七品小中译三人，司门第巴三人，司糌粑第巴二人，司草第巴一人，司薪第巴二人，司帐第巴二人，司牛羊第巴三人。噶布伦为总办藏务之官，仔琫、商卓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之官。达琫为司马厂之官”。清廷通过在西藏设立各级官员，形成较为严密的政府组织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西藏日常政治事务有序地处理，从而为社会秩序稳定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机制。宣统三年，驻藏大臣联豫对所属各部门进行改革，将兵房改为军政科，除掌握原职外，兼管巡警科事务，将工、刑、药材房改为农工商科，另新设了掌办交涉、邮政、电报业务等科。

清季，在清廷的主导下，西藏政府统一了西藏地方的货币、度量衡。西藏“在清乾隆时，藏中曾铸银圆，重量不过一钱，数量亦不甚多。至清光绪年间，始用印度卢比，银质每圆重三钱二分，但作四钱行使。圆之阳而铸英皇像，阴面铸花纹，藏人多乐用之。因西藏无划一之权衡，使用银块轻重之间常有争执之故”。导致交易时容易产生矛盾，妨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故在清廷的主导下，西藏统一了货币，“行一年有余，廓尔喀贸易之人，在藏买卖未尝不用银钱，临行皆易银而往。即唐古特贸易之人回藏，亦系易银而来，是两处银钱，彼此皆不出境，亦属甚便”。正是由于西藏货币的统一，使各地商人能顺利地与当地人进行交易，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此外，度量衡的统一也具有同样的效果，使西藏的经济体系井然有序。

（四）政教合一制度与清代西藏城市的变迁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始于元初，经明代至清代，达赖、班禅两大活佛体系形成而逐渐发展成熟，宗教首领就是地方政治首领，这样一来，寺庙往往就成为政府机关之所在。清以后，西藏地方政教势力进一步结合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即西藏地方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制度，这不仅与中国广大内地所实行的制度不同，也与中国内陆边疆其他地区的政治不同，但它与西藏的区情相适应，故而清廷对这种制度也表示肯定。西藏特殊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和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城市的宗教功能非常突出。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对清代西藏城市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政教合一体制影响了清代西藏城市的规划与布局。

民族、宗教因素是影响西藏城市布局、规划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城市空间布局结构来看，宗教场所不论是否在城市的中心地区，都一直是藏族民众的生活重心所在。西藏首府拉萨即是一座因寺而兴的城市。拉萨地方平坦，一水中流。唐贞观年间，吐番王朝兴起，始在此建都，修建王宫，大小昭寺随之兴建。天聪十六年（1642），西藏地方政权确立了达赖喇嘛在政治、宗教方面的至高地位，拉萨城市的宗教功能愈发突出，成为藏族民众朝圣的圣城，达赖喇嘛居住的布达拉宫和大照寺成为拉萨城市的重心，由此带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

后藏最大的城市为日喀则，其宗教功能也十分突出。日喀则最大的寺庙扎什伦布寺，规模宏大，仅次于布达拉宫，庙内楼房三千余间，金、银、铜、玉佛像无数，有喇嘛五千余人。所属小庙五十一处，其喇嘛四千余人；庄屯十六处，部落十余处，为后藏首庙。顺治初年，四世班禅驻锡扎什伦布寺，并管辖后藏。由于班禅居住于此，日喀则因寺而兴，各地藏民来朝礼者，骆绎不绝。

在政权和神权的支持下，“西藏的教派势力发展很快，寺庙遍布西藏各地，甚至远及蒙古、青海和康区”。一方面原有寺庙的修筑、扩建频繁，比如大、小昭寺和桑耶寺曾得到过不同政权的多次维修。另一方面，各派在一些重要城镇兴建了一批规模很大的寺院。如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等大寺都是格鲁派执政（1642～1951年）后不断扩展形成的寺院，这些寺庙规模宏大，宛如城制，是寺庙与宫堡的结合，在城镇中地位突出，体现出鲜明的政教合一特点。城市越密集的地方寺庙越多，如康藏地区和拉萨地区的寺庙云集，这表明西藏所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教合一的宗教体制对清代西藏城市的布局和规划影响巨大。格鲁派掌权（1642～1951年）后，沿袭并完善了这一制度，在区划和管理上仍保留了“宗”，并使其成为其政权体系中的重要一级。宗的设置是西藏地方行政区划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宗的设立，西藏各地建设了大量宗山建筑。宗山建筑的出现和成批建造成为明清西藏城市建设的典型特征。

清代，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把封建农奴制推上了顶峰。各个等级不得僭越，贵族享有各种特权，从而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七世达赖开始在布达拉宫西面二公里处的一片荆棘、古柳和草塘地带修建罗布林卡。八世达赖时，又在南面对罗布林卡进行扩建，使它拥有房舍三百七十四间，总面积三十五万平方米。园内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楼台亭榭，错落有致。历代达赖把它作为夏宫” 。甚至达赖的亲属及家人也有着各自的各类宫殿。“五世达赖喇嘛以后，每世达赖的家人、亲属，便从各地移居拉萨，成为大贵族，陆续盖起许多豪华公馆第宅，仅在拉萨河北岸就有近十处。一些僧、俗大贵族因代代延续，聚集了许多亲属在拉萨，修建了各种宅第、别墅”。西藏的寺院既是宗教组织，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实体，大多数寺院都拥有自己的寺属庄园、牧场和属民，寺院中也专门设有管理经济的机构，在经济、政治和宗教方面都能实行有效地组织和控制。推动了周围寺院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清代西藏以寺庙为主要建筑的城镇的兴起。

其次，政教合一体制影响了清代西藏城市社会发展。

从城市人口上看，清代西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喇嘛教的广泛信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西藏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藏族普遍信仰喇嘛教，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至清代时，已经植根于藏族及蒙古族社会，广为人们所信仰；大小寺庙遍及各地，喇嘛数量甚多。据《西藏志》记载：西藏“风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乾隆二年，前藏地区共有大小城镇六十八个，“共百姓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寺庙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众”，喇嘛的人数与城镇居民的人数基本相等。在后藏，有寺庙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众，境内大城池一十三处，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喇嘛的数量也几与城镇居民相同。浓烈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生活习俗，使得西藏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寺庙的数量、活动等对城市的影响十分巨大。

随着佛教寺院经济集团的崛起和强大，寺院和僧侣的数量成倍增加，社会生产受到阻碍；同时，喇嘛数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清代西藏人口的缓慢增长，进而阻碍了西藏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从城市的社会结构上看，西藏特殊的政权组织的形式、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使得西藏城市社会中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再次，政教合一体制影响了清代西藏的城市文化和教育。

西藏由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故而西藏的教育实为一纯宗教化之教育，喇嘛握宗教教育之大权，全藏之寺院即等于全藏之学校，喇嘛即为知识分子，故西藏教育即西藏宗教之一部分。伴随着宗教势力的政治地位上升，教育完全为寺院所垄断，“不学佛无以受教育，受教育则必须学佛”，从而使西藏的教育宗教化，宗教普及化。一般藏族民众每家都有孩子入寺为僧，接受佛学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以佛教经典为主，如拉卜楞寺六大札仓主要课程有：三藏、般若、中观、律学、《六臂护法经》、《妙吉祥名号经》、《四部医典》、《集密金刚经》等众多经典，其修习时间二、三年至二、三十年不等，他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深受佛学说教的熏染，长期不能得到开放，严重束缚了西藏城市教育的发展。

二：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的特征

（一）清代西藏城市空间布局的特征

《西藏志》载“土人分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卫者即西藏拉萨召一带，藏者乃后藏扎什隆布一代，此三部皆为番僧之渊薮。”康也称为前藏，卫也称中藏，“卫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余里，即乌思藏，居诸藏之中，亦曰中藏”。有史载：“前、中藏有三十一城，拉萨为首府。后藏有十七城，以札什伦布为首府”。亦有记载“其地有四，曰卫、曰藏、其东境曰喀木，其西境曰阿里。共辖城六十余。卫与喀木诸城皆属于达赖喇嘛，藏与阿里诸城皆属于班禅喇嘛”。清代，西藏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核心的前藏城市体系，乾隆年间，拉萨为前藏首府，是全藏的首位型城市，其占地规模东西约七八里，南北三、四里，市廛杂列其间。商贾辐辏，街市繁盛，人口约五万余，有法王宫殿及驻藏大臣等衙门。围绕拉萨城，前藏分布了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则库城、野而古城、垂佳普郎城、达拉马宗城、达克匝城、满撮纳宗城等29座小城，形成众星拱卫的一核多点的布局形态。另外，后藏则以日喀则为重心，形成了后藏城市体系。

清代，西藏的城市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即沿河流、湖泊分布的特征。由于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西藏相当部分地区不利于人的生存，故而城市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沿河流、湖泊分布的特征，因为河谷地带相对而言，海拔较低，地势较平坦，气候条件也较高原地区优越，适合发展农业，较为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交通较为便利，商业和手工业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故而聚集了较多的城市。《康藏史地大纲》有载“拉萨雅鲁藏布江，高原之大脉。然两岸过于峻削，不能造成繁盛之都市。其支流拉萨河流虽不长远，特能于万山业中，构成长数百里宽坦膄沃之平原，拉萨位其中部，海拔三千六百公尺，为西藏最宝贵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故而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西藏城市多分布于河谷低地区域，尤其是河流交汇处，沿雅鲁藏布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及大渡河沿岸低地分布一定数量城市。从经纬度看，清代前藏城市主要分布在北纬27°；～29°；，西经23°；～25°；之间，主要是雅鲁藏布江沿岸及其和机诸河、拉萨河相交汇的地区。清代后藏城市主要分布在北纬27°；～29°；，西经26°；～32°；之间，主要是雅鲁藏布江沿岸以及年楚河沿岸地区。西藏最重要的城市拉萨位于拉萨河畔，另外还有德庆、墨竹工卡等；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位于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合流之处，背山临河，形势险要”；雅鲁藏布江沿岸城市主要有泽当、江孜等；阿里地区最大的城市噶大克在印度河上源象泉河之滨，罗多克在诺和湖之南；康区重要城市甘孜在雅砻江北岸；昌都“地当澜沧江上游，打箭炉处于大渡河支流雅拉沟与折多水汇流之处”。前藏地区与内地相联系的地区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多。

西藏的城市集中分布于交通要道的节点处。清代康区城市主要分布在由川入藏的官道或商道中，清军入藏，部队行军所需的各种粮台、关卡的设立，以及商贸集散地，都成为清代藏区城市主要集中在道路节点的重要原因。“按前藏三十一城，其在西南者仅五城，在西者一城，余皆在东”。

清政府为了防范异邦侵扰和交通联系，还设置了与藏北、不丹和尼泊尔等相连的驿道路，主要有∶拉萨～后藏（扎西伦布），拉萨～青海玉树，拉萨～纳克产，拉萨～扎什曲宗，萨迦寺～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拉子～协噶尔～定日～聂拉木；拉孜～阿里。这些驿道沿线的重要节点，往往也发展成重要的城市聚落。

（二）清代西藏城市的内部空间特征

城市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载体，它由构筑物的内外两种空间以各种形式和宗旨交织而成一个大空间，其中积聚着更为复杂的空间关系。西藏地区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世代生活在此的藏族居民自出生以来就信仰着西藏化的佛教──喇嘛教，故而西藏的城市空间布局也深受其影响。寺庙等宗教场所成为城市的中心地或重心所在。如清代拉萨城形成以布达拉宫为重心，大昭寺为中心点的椭圆形开放式城市格局。拉萨城背负布达拉山，布达拉宫高踞山巅，重累十三层，达赖喇嘛驻锡此寺，僧徒以万计，清代二百余年间不断改扩建，成为藏区政教统治最高象征。大昭寺位于城区中心，为万民朝拜之地，每日人流环绕，万头攒动。大昭寺四周分布旅店、住宅、商店、寺庙等建筑，由此而形成八廓街，为内地汉族商人、尼泊尔商人和回族商人以及藏族手工业者的聚集地。

以宗教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喇嘛教著名的宗教仪式，如晒佛、转经、转山以及各种朝圣活动，带来教徒的聚集，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原本较为固定的生活区域被打破。西藏的寺庙中最主要的法事活动，是每年藏历1月3日～25日的传召大会，规模宏大，内容繁多，影响很大，是西藏寺庙法会与节日之首。藏语称为“莫朗钦茂”。2月15日为传召小会。2月30日是“赛宝会”，届时各寺僧及贵族、官员等，手持各种宝贝珍玩在布达拉宫前展示表演，最后从小昭寺返回大昭寺。4月15日为“莎噶达瓦”节，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与圆寂。6月15日至7月30日为哲蚌寺雪顿节，7月8日哲蚌寺还有“龙崩节”，允许广大僧俗民众前来大经堂朝拜第三、四世达赖喇嘛的灵塔。10月25日燃灯节，纪念宗喀巴成道。12月29日驱鬼节，各寺举行跳神活动，以布达拉宫最为盛大，以祈来年丰顺。

（三）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形态不完善，城市数量少，规模较小，功能单一。

西藏地区自古拥有浓厚的民族宗教特色，其游牧经济也深刻地影响到城市发展进程，与内地相比，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其一，城市形制的不完善。清初，西藏地区多数城市仍停留于堡寨形式，发展十分滞后，藏区城市多为土城，甚至有的城市无城垣。例如“乍丫土城周围约百余丈”“硕般多城筑土□石为城”等。

其二，城市数量少，规模较小。纵观整个西藏地区，有清一代，城市的数量虽然较前有一定数量的增长，但与内地比较，城市的数量仍然较少。据史料记载，藏区“共辖城六十余”（指不包括康区），其中较大的城市只有拉萨、日喀则、阿里、江孜、昌都、亚东等寥寥数个，其余皆为小城镇，有些小城镇人口数数十户。清代藏区的城市密度大概为0.6个/万平方公里。（清代藏区与今日之西藏自治区实际面积相差不大。中国古代省界划分不甚分明，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更没有数字资料可以利用，由此，我们只能通过比较今日西藏地区与清代的西藏，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是阿里地区最西边的一块，但这并不会对结果影响太大，经过稍微修正即能大致反映当时实情。因此我们计算采用西藏自治区的面积，即120.223万平方公里。）而近邻的四川省，在清代中期，大小行政建置城市为139个，其中府城、直隶州、直隶厅26个，各级县城、散州、散厅113个，这并不包括人口数量已达相当规模的市镇。四川按照与西藏相同的标准进行计算，四川的城市密度大概为2.46个/万平方公里。从单体城市的规模考察，西藏严重缺乏大城市。作为西藏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拉萨，其人口规模不大。雍乾时期，拉萨城市人口规模不到5万，市区民户约23488人，僧俗人数总共36688人。嘉道至光绪年间略有一些变化，清季，全城人口除居民2万外，有各大寺之僧侣共4～5万人。此等规模与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相接近，但与内地的省会城市人口规模不可比。由于西藏缺乏大城市，因而城市的中心性不突出，城市对区域的聚集力和辐射力不够强大，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性不够。

在城市用地规模上，由于西藏城市普遍没有内地城市的城垣，因而除主要城市拉萨的用地规模相对较大外，其余的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拉萨形成了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外拓展，包括了布达拉宫、红山周围，以及拉招笔洞山地段，北达北郊七里之外的扎什，西郊和南郊也有一定的扩展。但日喀则、江孜、昌都、打箭炉等城市的用地规模则普遍较小，至于一般城市则更不可言。

其三，城市功能结构单一。一方面，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农奴制的残酷盘剥，西藏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自古较内地迟缓。农牧业主要以种植耐旱耐寒高原作物为主，同时饲养牦牛等，多为粗放式经营，其效率与东亚季风气候区的精细农业相去甚远。手工业主要为农奴主的生活服务，多处于依附状态。商业贸易也主要从事基本生活所需的茶业、盐等商品，商业网络极不完善。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宗教、政治功能的核心地位迫使经济功能不得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其存在是为宗教、政治功能服务的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