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居民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产业转移

新一轮产业转移将为民族地区带来深刻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这份报告写作的背景。

张继焦：当前，我国正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同时为实施下一个1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准备。就目前的情况看，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主要把产业转移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来看待。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东部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中西部地区一次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过程，势必对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中西部地区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如何在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西部大开发和产业转移过程中，人类学民族学与经济学等学科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对话，不但有助于人类学等学科自身的发展、强化这些学科的应用性研究，更可以为民族地区的科学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记者：报告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承接了3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那么，当前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呢？

张继焦：我们分析，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新一轮产业向西部转移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在中央宏观政策的引导下进行的。以中西部地方政府为主力军的形态尚未改变，各地正在寻求突破粗放的招商引资形态。

第二，新一轮产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转移的重点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资源和能源依赖较强的上游产业转移势头较猛。

第三，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来源地相对集中，大多来自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地。据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4省市需要转移的产业产值就将达到1.4万亿元左右。

第四，新一轮产业已经渐成气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具体会表现为产业转移的层次逐步提高，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产业转移从原来的单个项目、单个企业或者说是单个产业转移，变为整体性转移。

记者：如您所言，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的往往是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但中西部地区与此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

张继焦：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城市建设、政府管理方式、城市形象建设、各地之间的竞争、社会就业、工资水平、传统社会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或冲击。随着产业转移的到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面临的挑战也异常严峻。因为承接产业转移不是简单地复制工厂，必须把承接产业转移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吸纳发达地区的资金、先进设备、管理方法、经营理念、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等，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

记者：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对当地居民会有哪些影响？

张继焦：就经济结构而言，新一轮产业转移会加快中西部地区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农牧业向工业化的转变。产业转移首先需要土地来修建大量厂房，这就带来一个征地问题。对当地居民而言，当推土机开到家门口的时候，失去原有的土地家园是产业转移最直接、最基本也是最重大的影响。我曾经对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的移民问题做过调查。当时，水电站计划建在江边上，而江边有温泉，围绕着温泉发展起来了旅游业，而水电站的修建使江边的度假村、餐厅、旅店等都需要搬迁；在水电站上方的垂直区域是农村，那里的村民需要搬迁；建水电站还需要一条路，原本居住在这条规划路线上的居民也需要搬迁。这3处需要搬迁的地方，属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对于山上的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他们的传统生计就维持不下去了，必须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对于江边从事旅游业的人来说，他们的生计会有短暂的停滞期，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对于城区的居民而言，最主要的就是住房和店铺问题。

在产业转移中，离开土地的居民该做什么？如果缺乏市场化的经历或者从业经验，他们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参与市场/企业活动的先例对当地居民是具有示范作用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是最早接触外界市场和工厂的人，也可以说是一批可能带来新的“地方性知识”的人。我们重点要看年轻一代对市场的适应，要看返乡务工人员能不能很快地进入角色，带动当地居民融入市场。产业转移会吸引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这些人能够带回资金、技术和经验，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记者：除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外，产业转移对当地居民的精神家园又有哪些影响？

张继焦：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不但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现象。不论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是否选择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都会被卷入由产业转移带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潮流中去。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由此引起的文化移入、文化冲突、文化调适、生态环境变迁等不断变化的过程，是需要人类学家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历史悠久的典型村落社会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那些典型村落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应当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当它们步调不一致的时候，先发展的一部分会反过来回馈后发展的。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对传统文化会有冲击，但是一段时期之后，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会在新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度反哺文化。

适应需要一个过程，获益需要动脑

记者：如果当地居民传统生计难以为续，又不具备市场化的经验，那么怎样才能从产业转移中受益呢？

张继焦：我曾在厦门林村做过调研。当时林村新建了许多厂房，有许多外来工人，这些工人需要住房，于是就有几户村民把自家的房子租给他们。在这些村民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产业化链条，他们还集资盖起了一栋栋公寓楼、厂房，逐步融入了市场。这是林村居民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居民新的“地方性知识”逐渐形成的过程。

林村经验告诉我们，产业转移过程中当地居民要充分参与，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路径，同时还需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市场是公平的，大家都有机会，但是存在谁先占领、谁有能力占领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举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各级管理人员几乎都来自国外，因为这些公司要求管理人员入职的时候就能按照公司的部署完成工作，保证效率，从国外招募一些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工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到80年代末，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员工开始进入跨国公司，并逐步走上了中、高级管理岗位。这种本地化转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出于提高效益的考虑，因为雇请外籍管理人员的成本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人的眼界不断开阔、技能不断提高，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而这些企业要想在中国更好地发展，也需要大量本地员工，实现本地化，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现在中西部很多地方在建设产业园区的同时，还积极建设职教园区，培养劳动力人才，这一做法值得称道。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当地居民社会适应的过程。

张继焦：是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经济结构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人类学比较关注不同群体的适应或变化问题。由于承接产业转移，当地居民会出现职业分化，社会角色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会从农民变成技术工人、职业经理人或者企业家。相对而言，年轻人、有经验的人，会比较快地适应这些变化。

在社会结构的变革中，企业人类学特别关注当地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承接产业转移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需要创业者、企业家的参与，要培育一批企业家群体。在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当地人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率先在国内发展起门类众多的现代化工业集群，同时也形成了一大批企业家群体，如浙商、粤商、闽商。对于产业转移这个机会，如果能够真正把握得注承接得好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培育出了一批企业家群体。企业家可以说是当地承接产业转移动力组合中最具有爆发力的一部分。

有人在分析一些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列举了物流成本较高、配套能力不强、人才较为缺乏三大因素。在产业转移潮中涌进来的外来资本，除了要与承接地的招商政策、营商成本、市场空间、产业配套对接之外，更重要的还需要与承接地的一大批企业经营者对接。外来投资者需要大批当地商人与他们“同台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