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形与界面：巴蜀古镇空间文化特色探析

古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是散落在我国广大地区的传统聚落群，是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地。古镇资源的特色是数量众 多、历史悠久、形貌各异。

资料显示，仅四川地区现存的古城镇就达1400余座，而其中有上千年历史的占了相当比重，大部分都保留着近200年到300年以内形成的整体格局。其中最能体现其文化特点的就是它们的线形街道空间及其界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古镇旅游的兴起，巴蜀古镇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被过度开发的危险。当前最重要的是对线形街道空间及其界面进行解析，以求了解它们的内在特点，进而能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

一：巴蜀古镇线形街道空间的特点

巴蜀地区古镇，大部分地处两河交汇、山口平坝、交通要道、水陆码头等地，它们散落在乡村田野之间，多数只有一条或者少数几条主街道。随着 城市的跨越式发展，这些古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加之古镇旅游热潮，原生居民急切致富的心情，使大量古镇被盲目无序的开发，导致一些不可挽 回的破坏。在众多的破坏中，最为严重的是古镇整体空间格局和其围合界面的破坏。巴蜀古镇线形空间有什么特点，我们做个简要的分析。

巴蜀古镇的主街形成了贯穿古镇的线形空间，线形空间正是古镇的灵魂所在，也是吸引游客最重要的因素。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形式具有可印象 性，目标不但可见，而且鲜明地呈现在感觉之中[1]8。这正符合了当代大众的心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渴望反朴归真，充分享受自然，古镇风 情就成了现代都市人热情的向往，他们不仅仅想感受古镇那种传统的客观物质──传统民居，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感受传统的空间──与自然 和谐的传统线形空间。

古镇的线形空间，由古镇的建筑──传统民居或者其环境围合而成，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认为在一个固体物质，即传统建筑群或者环境中 切割出来的一条空间。

对古镇的整体格局而言，因为街道空间长宽比很大，呈现出“线”状，这种“线”状实质上就是街道或者其扩大的衍生空间。老子说得很好：“埏 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2]这充分说明了空间的特点。在古镇中，街道是最 重要的空间，古镇这种传统的街道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都具有连续性和强烈的引导感。同时加上街道局部宽窄的变化，既显得导向性强，又富有 变化。这种空间的形成因素各异，包含的文化要素也有所不同。

巴蜀地区的古镇形成原因多样。形成的原因不同，其线形街道空间的特点也不同。巴蜀地区场镇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交易。因为历史沿革、气 候、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的差异，四川的农村未能形成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村庄，而是分散居住，即几户人为一个小组团的林盘，因此难以形成较 为集中的物资交换与集散。人们为了获取自身生活物资，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去交换，逐渐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形成了市集或者物资集散地，因为 运输物资或者商业贸易的需要，附近的部分人在传统的农业基础上逐渐在这里定居，形成居住点或者公共建筑，如茶馆、手工业小作坊等，这个时 候场镇的雏形──幺店子形成了。建筑物从外到内，同时又从内到外，产生必要的对立面，又由于室内不同于室外，墙──变化的焦点～ 就成为建筑的主角。建筑产生于室内外功能和空间的交接之处[3]86，界面的因素开始出现。随着人口增多，生产发展，交换扩大，建筑逐渐增多，幺店子逐渐发展成为场镇，线形空间逐渐被围合而成，因此巴蜀地区的古镇也叫做场镇。场镇居民与附近的农业居民常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大多 亦农亦商，在这种文化结构下整个场镇的建筑以及空间特点都有较浓郁的乡野韵味。因为巴蜀场镇主要是以物资交换为主要目的形成的，又限于 以往的交通工具，物资交换距离不可能太远，因此逐步形成了以10里左右为距离的场镇整体布局。这类场镇的建筑体基本沿着道路布置，因此顺应 道路自然形成线形空间，这类空间结构相对简单，即沿路一条主要空间，简称为“单线形”，呈现直线型或者沿道路曲线自然状，支路短小，通过边 上的支路就直接就可以进入建筑后面的乡村田野。它们沿街为市，四川的大多场镇都属于此类，如成都附近的犀浦尝夹江附近的华头镇、隆昌 云顶场等。而对于处于山地的场镇，无论其形成的原因为何，限于地形的的限制，“单线形”也是其最典型的特点，这在重庆和川西山区的场镇表 现明显，比如重庆的西沱镇，沿江边垂直等高线形成5里长的单线形空间；四川雅安地区的高庙镇则顺应等高线布局。因为地势的原因，这类场镇线 形空间形式与平原地区的不同，平原地区场镇线形空间大多顺应道路自然弯曲，转折柔和。而在山地，街道场。常顺应坡度，单线街道转折呈现多种 角度，表现出一种“紧张”感。“单线形”空间大多因为交易赶场而形成，因此开放性也是它的重要特征。

巴蜀场镇第二种形成的因素是移民，最典型的就是洛带镇，它是因为客家人的聚集而形成的小镇。虽然“洛带”的名称由来说法较多，但它是由几 个会馆作为古镇形成的激发点。客家人经常在会馆聚集，自然而然逐渐产生各种商业活动。以会馆为中心，形成了局部客家人活动的场所。随着 时间的发展，各种交流的需要不断增加，会馆不能再以地缘关系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因此各个激发点～会馆周围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大，会馆之 间逐渐形成联系，场镇逐渐形成，部分人开始定居在会馆周围，形成一种前店后居住的建筑格局，以商业为主的街道因此而形成，构成了线形空间。与单纯的“单线形”交易空间不同，毕竟同地缘的人呈现相对聚集的状态，因此场镇格局不仅仅是沿着一个方向发展，随着支路空间的形成与扩展，洛带形成了“一街七巷子”的“鱼骨结构”，线形空间形式是“鱼骨型”，会馆作为重要的“节点”，是线形空间中的核心。平时空间对外开敞，到了夜晚，用格栅门将各处道路封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体现出移民的防御心理。

再有就是因为宗教因素激发而形成，比如佛宝古镇，它始建于元末明初，以庙兴镇，故取名佛宝。佛宝古镇三面环水，有“一蛇盘三龟”、“五桥锁 两江”之说。因为地处交通要道，庙宇的兴盛导致商业的繁华，空间逐渐扩大形成场镇，同时地处坡地，以“单线”为主，但线形空间在高度方向上 有垂直起伏的变化，呈现出“三维”立体状态。还有的场镇是因为某种工业而兴起。比如重庆大宁河边的宁厂镇，地处坡地，因为发现了含盐量高的泉水，沿泉水形成了采盐业，小镇因此而成。因为地形限制，小镇建筑沿路分台砌筑，沿河则采用吊脚，用地较小，沿坡形成狭窄紧张的单线形空间。

还有多种因素刺激而形成的场镇。比如黄龙溪，曾经是古蜀王国的军事基地，三国时期诸葛亮也屯兵于此，军事据点已经造就了线形空间的雏形。黄龙溪古称赤水，地处锦江与鹿溪河的交汇处，是旧时成都平原上最大的水码头。古镇沿水展开，顺应了自然环境，体现了我国古代营邑的形胜思 想。它的主街道空间是沿着河流发展的，它是古镇的生长轴，更是黄龙溪与自然结合的脉络。它是一种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层次 关系。首先几处民居或者其他建筑沿河岸扩展，逐渐形成线形建筑群，随着物资运输与交换的繁荣，陆地上的交通运输线生成了，沿主要道路也形 成了建筑群，两个建筑群围合成了黄龙溪的主要线形街道空间。通向主要道路空间的支路也逐渐形成，多条支路与主干道交汇，有的支路通往民居，有的通往河边取水点，有的通往镇后面的乡间田野，有的则是连接两条道路间的小路。支路上也逐渐出现民居，成为小的街巷空间。同时南来北 往的客商带来了各地不同的风俗文化，宗教空间、会馆空间等穿插在线形空间之中，形成丰富的空间文脉肌理，以“面”为层次的古镇得以逐步形 成。因此黄龙溪呈现出以几条主要街道的线形空间，连接很多细小支路空间的“多线综合结构”。在沿水或者沿路发展的过程中，建筑往往机动 灵活地进行组合，受封建宗法礼制的约束相对较小，体现出古人那种“恬退隐忍”的哲学理念。

还有一类古镇比较特殊，是经过匠人的精心设计而成的空间格局。比如乐山犍为的罗城，它的街道是一个线状的船形空间，传说修筑成这样整体格 局的原因十分有趣。相传明代崇祯年间，一位秀才到此，看到当地民众苦于缺水，生活极不方便的情形，就顺口念几句“罗城旱码头，衣冠不长久。

要得水成河，罗城修成舟。舟在水中行，有舟必有水”。当地人居然也盲从认定改造建筑是解决缺水难题的好办法，于是纷纷捐资修建，结果就使 这座举世罕见的小镇在三年左右得以建成，体现出我国匠人高超的设计创意和营造技术。这种线形空间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

因为不同的激发因素，形成了巴蜀地区形态各异的古镇，也造就了不同的线形街道空间。但线形空间基本都顺应地形地势或者道路河流的走向，体 现出《管子乘马篇》为代表的变革思想，强调“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自然至上理念。当然不同场镇的成因和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线形空间的形式和所包含的文化特点也不 尽相同。仅以交易为主的平原地区多是自由弯曲的简单结构，山区场镇多为转折较多的空间结构，成因复杂的呈现多线形的复杂空间结构，成因单 一的则呈现出简单的单线形结构，它们大多倾向于外向与开敞，少数空间倾向于内向与防御。千镇千面，但它们都以狭长的线形街道空间与自然相 呼应，体现出巴蜀地区传统场镇的独特风貌。

巴蜀地区的场镇受到封建礼制的约束相对较少，更重视生活特色，因此建筑的布局往往因地制宜，在街道线形空间的走向上并无明确的定式。空间 常随着道路方向延伸，而且随着地形的变化形成曲折变化，这与北方平原村镇直线型的空间有很大的区别。坡地上的古镇，除了根据地形特点形成 街道空间，还增加了竖向线形空间的因素──高差的变化，在三维立体层次上显得更加丰富，在重庆地区特别明显。无论线形街道空间是什么特点和成因，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和交易有关，赶场就是四川地区传统的交易形式，赶场导致“以街为市”，沿街商店林立，摊位众多，这是巴蜀线形街 道空间的重要特点。

对比我国其他地方的古村镇，比如江南地区的古镇主要受到的是吴越文化的影响，也较少地受到封建宗法礼制的束缚，布局自然，更重要的是江南 地区水网发达，水运繁荣，而用于建造房屋的基地相对较少，民居则依水而扩展，沿河成市。民居在河两侧都呈线形排列，不仅在陆地上形成线形街 道空间，在河道上也形成线形空间，甚至河道和陆地上的道路双线形空间并行而形成交汇融合，与巴蜀场镇沿河单侧发展形成的线形空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徽州地区的古村落，则主要是由北方宗族迁入，是以血缘关系聚族而成的村落。因此对村落的选址，建筑的布局主要由宗法礼制决定，同 时考虑风水，形成了沿山势和小溪布局的村落特点。因为属于外来宗族，考虑到对外的防御，形成一种高墙窄巷的内向线形街道空间。同时村落内 建有宗族的祠堂，形成大量的祠堂备弄，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状空间系统。这与巴蜀场镇要求外向交流的空间特点迥异。通过以上简单对比可 以看出，巴蜀场镇线形空间与其他各地村落古镇有共同的某些特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二：线形空间界面的解析

人沿着这种线形街道能体验到空间的特点，并可以直接观察到线形空间的围合界面。界面是空间的构成实体，并与这个线形街道空间发生关系。线形街道空间的气氛以及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界面特点决定，因此保护巴蜀古镇空间特色需要从其围合界面着手。线形空间无疑是古镇空间的 主导，也是感观古镇空间的主要元素，而界面则是形成线形空间的实体因素，是最容易直接感知的客观物质。

一般来说，巴蜀古镇线形街道空间界面由四个要素组成：侧界面、上界面、地界面和端界面。

1.侧界面。侧界面在四个要素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建筑立面的特征对街道空间特征的形成关系很大[1]47。马林诺斯基指出，我们面对的都是 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4]4什么是文化，第一段。在古镇这个复杂的文化体中，侧界面建筑体属于古镇中的 物质之一(物质因素还包括如河流，山体，绿化等)，它们的高度、形式、色彩等直接影响着街道空间的感观。侧界面中至少有一面为古镇建筑体，这是构成这种线形空间的前提，对巴蜀大多古镇而言主街道的两个侧界面均为建筑。从二维总平面格局上来看，侧界面可以认为是一条线，它限定 了街道宽度的大小，而从三维上来看，侧界面限定了线形空间的高度。

场镇中建筑体两个侧界面的间距直接影响着人的空间感受。三种关系中，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古镇中看见，同一古镇中也存在不同的界面关系。

第一种关系往往是受制于地形因素，或者是古镇中通往各家各户支路，也可能是连接两条主要古镇街道的步行小巷，形成一种接近于灰空间的支路 空间，而这种支路空间在现代城市中比较少见，因此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种关系是古镇中主要街道最常见的界面组合，也是充分体验 和享受古镇特色最主要的感觉来源。原因何在?从历史文化上可以这样来看，因为巴蜀地区交易的需要，街道必然会产生一种尺度上的要求，这种 尺度正巧满足在路边进行交易，而中间正好还可以行人或者通过小型的古代运输车辆。从具体数据上也可以分析出来，原始古镇建筑多为一二层，层高大致在2. 5米～3. 6米(人体工程学尺度)之间，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正好属于公共距离，公共距离一般尺度为大于3. 75米，这在爱德华T霍尔的《隐匿的尺度》中有明确的定义，因此这类街道宽度一般都在4米～7. 5米左右。人在线形街道中间正好体验两侧界面这种集市、交易的公共距离，因而感受是最为强烈的。第三种往往出现在古镇街道局部放大的广场或者古镇的改造、仿古镇的风貌协调区中，侧界面以这三种形式交替出现。在巴蜀农村中，独轮小车起着非常重要的运输作用，这种小车俗称“鸡公车”，长约2米，宽约0. 7米，既可作货运工具，又是一种独特的客运工具，非常适合在狭窄的田坎或者小街道上行驶。现今在一些交通非常不便的山区还能看到这种交通工具。它对以交易为主的场镇街道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大量的“鸡公车”从四面乡村拥入，道路中间形成交通，两侧形成集市。交通一般容纳两辆车对错，宽度大约是1. 8米左右(根据人体工程学，由单股人流0. 6米宽推算出)，两边交易区大致也是1. 5米～2米左右，总计是6米左右，比例上符合上述第二种界面模式。而对通向各家各户的支路而言，最多只需要双车的通过，因此形成了第一种模式。古场镇建筑的边界因此就沿着功能特点逐渐形成，并扩大延伸，由幺店子逐渐发展成场镇。

无论什么因素激发形成的巴蜀场镇线形空间，其侧界面都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巴蜀地区属于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多雨，建筑结构为穿斗，整体上轻盈通透，这就大体决定了其侧界面的风格特点。侧界面大多为一二层，形成侧界面的最主要的建筑元素是巴蜀传统民居的外墙，这种外墙界面是最明显的区分建筑内空间与街道线形空间的分隔物。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曾经在外部空间设计中提出了积极空间和消极空间，在线形街道空间处，因为外墙相对的通透性，社会各种活动的线形街道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半积极空间。巴蜀地区靠近街道的隔墙大多是穿斗式的构架，实体的墙面积较少，大多是可以拆卸的花格木板门、支摘窗等，它们常处于建筑出檐之下，形成阴影面，因此对空间的分隔作用是柔和的，导致半积极空间往往存在于建筑室内外交界下。即使民居中的木板门全部取下，而暴露建筑内部空间的时候，因为光线暗淡，人在街道上不容易看清楚建筑内部完整的空间，因而从光影上形成了一种“软”界面。

从单层民居的侧界面来看，一般为1～2开间，即2～3根木柱，柱间距大致为3米左右，对着街道处的木柱间多为可拆卸的木板门，拆下木板就做为商铺店堂，一般无窗。木板门上面架木梁，在木柱和木梁交接的地方出穿枋(挑梁)，以出挑上部檐口，也有的是以木柱上的撑拱或者斜撑来支撑屋檐。门梁的上部除了露出的梁柱构架外，填充部分为实体粉墙，传统做法为编条夹泥。因为它的高度较高，不容易进入人的视野，不会影响到线形街道空间的通透感。两层楼的民居中，一层店堂的做法与单层民居相同，二层的界面比一层要相对封闭点，与楼上多为私人居室有关，常有支摘窗和花格门，实体墙面仍然以浅色的编条夹泥墙为主，同时辅以梁柱构架。有时候二层出挑带木格栏杆的阳台，丰富了线形街道空间的层次。在侧界面这个因素中，穿斗、栏杆等建筑构件又组成了新的有节律的“线”因素。对于不靠线形街道的侧界面，如果临近田野，大多采用相对封闭的界面，体现出民居界面是对场镇内部的开敞，对场镇外部的封闭特点；有的临近河道，则沿河形成一条小路，俗称“半边街”，沿河界面常用于建筑的次要出入口，也设置门窗，但其开敞度低于主街道界面，常是水运货物进出建筑的地点，生活用水等也常从此界面进出；有时候为了满足线形街道空间的使用要求，背面建筑局部采用吊脚的形式，这样在临空面形成层叠的吊脚柱，在场镇的外侧界面形成独特的风格，这在重庆地区或者四川西部山区场镇特别明显。

当然巴蜀场镇侧界面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南方干阑式特点外，还加入了不少移民文化特色。通过对比，巴蜀地区的构架形式与湖南、湖北等地的很接近，这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洛带古镇，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场镇，场镇中目前以店铺式住宅为主，体现出开放性，但客家人传统的住宅常以院落为主，对外极少开窗，对街道形成极其封闭的界面。洛带镇中，体现出移民文化的侧界面特色的主要是会馆。广东会馆气势宏大，内部院落开敞通透，面对街道则是高大封闭的实墙，而在实墙边上才是不太起眼的会馆入口。江西会馆是晚清时由江西籍客家移民筹资兴建，从北向南，主体建筑由乐楼、左右厢房、院坝、前中后三殿及一个小戏台构成，两重四合院式，是典型的江西“大屋潮民居形式，整体布局严谨，其主要入口并不位于主要街道上，面对街道的也是后殿封闭的墙体，墙体的形式又具有江南水乡的风格特点，体现出一定外地域特色。客家人对外防御封闭，对内交流开放的特点使洛带的侧界面充满了外来移民文化与巴蜀穿斗干阑文化交融的特色。

因为巴蜀地区的特点，穿斗式的构架和木柱已经形成了古镇特色的文化符号。符号，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对原生机体的修正。它把一种生理驱动力转形为一种文化价值[4]12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第二段。建筑体的增加，界面随之延伸，但在人的心目中穿斗是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就对界面进行了一种潜意识的营造和修正，使符号在界面的扩展中不断的重复和出现，连续的“软”界面得以形成。这种“软”实质上说明了巴蜀古镇建设和建筑建造上与自然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软”的界面和场镇的功能联系密切，既然主要作为交易的场所，那就要求相应的开放性，因此形成了木板花格通透性较强的界面，使得城镇中的居民在赶集甚至平时都能在自家门口摆摊设点，有卖杂货的、卖食品的，还有裁缝店、小饭馆、茶馆等，店铺里男女老少一片买卖声吆喝声，檐廊下三五人聚拢喝茶，或摆上麻将桌来两盘，如同电影的一幕幕画面，充分体现出农耕交易与休闲文化的特点。交易是“软”界面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场镇在自发的生成建设过程中适应其功能的需要，形成“无为”的统一。

巴蜀地区古镇侧界面并非单一的统一，仍然存在着局部的变化，也因为可拆卸的木构门窗和光影投射的特点，使得“软”侧界面仍然处于连续不断的有韵律的肌理中，加上符号的重复出现，形成一个具有与文化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统一体。巴蜀地区场镇的原生居民常有地缘或者血缘关系，这样必定形成一种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在场镇中就体现出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即人交往的公共性和私密性，在侧界面中也有相当的体现。侧界面空间序列大致为公共空间(街道)～半公共空间(檐廊或建筑体出入口)～私用空间(建筑单体内院或者私人居住空间)，层层向建筑体内部延伸，人的公共活动也从街道向建筑内部逐渐减弱，私密活动性逐渐增强，呈现一种自然的过渡，正体现出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侧界面的“软”围合使街道线形空间与民居室内空间形成了交融。

街道边的檐廊，是巴蜀地区古镇侧界面最有特色的元素，形成了线形街道空间的灰空间。室内空间与线形街道空间产生过渡，即形成线形空间的局部扩大，也是民居室内空间的对外延伸，这样外延实质上又形成了部分交易区。所有组织都始终基于物质环境场景并与之紧密相联，……它们都拥有一个物质底层，即以财富、器具形式而存在的环境装置特定部分，还有一个产生于活动的增益部分[4]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第二段。这个增益的部分，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空间可以说是增益，从大的方面来说，线形街道空间甚至广场是整个界面形成的增益部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场镇市集空间的产生，导致建筑体的产生，建筑体又导致界面产生，界面再次强化了线形空间，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互为增益。罗城的檐廊就非常有特色，形成一种内外空间的交融，在灰空间的檐廊中可以对外交易，也可以把建筑室内功能局部延伸到檐廊，比如乘凉、喝茶、晾晒衣物等，增益效应明显。同时，廊道也形成局部的人行通道，防止日晒雨淋，又可作为看戏的场所。在深檐廊下，则是乡亲邻里驻足交谈、物资交换的地方，天空、阳光、街道、檐廊，直到室内，整体过渡非常柔和自然。它具有典型的干阑式穿斗住宅原型特点。有节律的木柱间加梁或者穿枋，通过挑的 方式实现出檐。巴蜀地区温暖潮湿，降雨丰富，常常需要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场所停留，因此产生了檐廊这种半公共空间，并在这个空间产生了多 样的用途。江南、徽州地区气候也是潮湿多雨，也具备产生檐廊的条件。江南地区因为水运极其发达，水网密度也高于巴蜀地区，水运成为近代以 前绝对主要的运输方式，因此在沿河岸水边建筑的侧界面上建造檐廊，形成“廊枕水而居”的韵味。而在巴蜀地区当时水运也是主要的方式，但常 通过水运转到陆运，交易大多在道路上完成，因此檐廊常在道路两侧形成。江南地区建筑用地相对紧张，因此道路常较巴蜀场镇狭窄，在道路上形 成檐廊的可能性很小，直接以建筑的门面形成道路的边界面，门面特点与巴蜀古镇相仿──以木板门、花格窗等作为软质分隔。徽州地区古村 落作为外来宗族的聚落，因此对外要求防御封闭，对内则要求开敞，因此各家各户面对街道除了住宅大门外，开窗很少，即使开窗面积也很小，并在 建筑的高处，形成“高墙深巷”意象。“粉墙黛瓦”也说明了徽州古村落以实体硬界面展现给世人，然而当进入民居的大门后，内院呈现典型的开 敞空间，南方地区的干阑式穿斗式住宅特点一览无余。北方村镇因为气候原因，同时受封建礼制的控制也相对多一些，因此墙体一般较为厚重，形 成的边界面较巴蜀地区封闭，边界限也相对明确。

又对比欧洲古镇，它们的街道完全不一样。欧洲古建筑以石材为主，街道的侧界面非常明确清晰，这是一种“硬”界面，将室内外空间完全分开，其侧界面的不断推进与收缩，导致街道空间宽窄变化明确，同时侧界面上门窗洞口虚实变化也很明显。这也体现出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将人与自然割裂对立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在欧洲城镇中，城市街道立面主要是二维空间矛盾的存在[3]56，这主要就是指它们的矛盾并存，主要体现在从韵律反映公共与私密、有法则与偶然的尺度等双重矛盾[3]57，即二元并列的特点比较明确。而在巴蜀古镇中，街道立面元素相对比较少，主要是柱子、隔扇门、支摘窗以及一些穿斗梁架，一元属性比较明确，矛盾性较弱，体现出“因线成面，面中有线”的特点，大体表现为一种和谐。和谐并不是简单的风格统一，风格的多样性仍然可以统一在潜在的结构中。这种结构体现在巴蜀古镇的乡土性，表现在古镇侧界面组合的价值处于一种“任自然”的状态，受中国封建礼制的束缚相对较少，颇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感觉。

综上所述，巴蜀地区场镇侧界面以南方通透的干阑式构架为主要特点，以街道檐廊为重要特色，并辅以外来移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多文化交融的特点。

2.上界面。上界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侧界面的延伸，一般来说古场镇不存在独立的上界面，它们大多是传统民居的挑檐。封火山墙也影响着上界面的形式，倘若像重庆西沱镇那样存在高差，上界面就会形成跳跃式的特点。同时民居山墙面也会出现在上界面中，影响着线形街道空间天际线的部分限定。上界面在一定程度上对线形空间的顶部起一个限定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古镇变化的天际线。民居出檐有大有小，两侧间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当两边出檐距离较近的时候，相互呼应，形成一种虚的元素，这种元素顺着屋檐线向前延伸，宽窄不断变化，体现出用“虚”的元素来来表达古镇“变”的品质，同时使侧界面在上界面的呼应下相互产生了交流。这和檐口下面的斜撑或者梁架有一定的关系，它们作为一种四川古镇传统文化符号，两侧界面相互之间能产生一种映射，暗示两侧之间的连续性。从格式塔心理学得知，构件的数目和位置影响一种感觉的整体性，屋檐下斜撑与梁架的不断重复，在结构上使两侧檐口成为一个整体，“虚”的顶界面在人的潜意识中形成。如果古镇街道上面有过街楼，就形成部分物理的顶界面，成为一个连接体将两侧出檐联系起来。两侧店铺屋檐的出挑，也将本不宽裕的场镇街道划分得更加狭窄。

巴蜀古镇中，出檐的边界线限定了上部线形空间的形状与大小，檐廊或者屋檐用挑木挑出，檐口轻盈，南方穿斗民居轻巧的特点得以体现。因为出挑的远近和高低不同，人行其中，会感觉到街道空间宽窄与高低的变化。对于主要道路，上界面的出檐变化对线形空间的影响较小，对于较为狭窄的次要道路，如果出檐较大，形成曲曲折折的“一线天”，甚至两侧相互搭接，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室内空间的效果。人在其中穿行，有时候在檐下，有时候在狭窄的街中，光影明暗变化，形成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味。檐口“线”的生成具有偶然性，随着侧界面的形成扩展而逐渐延伸。平原地区因为交易而形成的场镇，檐口天际线自然顺着道路，形成相对比较连续的自然曲线，局部可能有两层的建筑，檐口线呈现出一种跳跃式的变化。山区的场镇，仅在二维平面上能看出檐口的连续线形的特点，建筑高低不一致，檐口线高低也不同，对于像重庆西沱镇那样垂直于等高线的场镇，檐口随着坡度的升高而抬高，有时候建筑为顺应地形，甚至换方向角度布置，檐口线就成角度交叉，形成紧张感，上界面没有形成封闭连续的线，以各种短线段组成。交错的线之间露出了天空或者是因为退台而形成的民居的山墙，以悬山风格为多，山墙上以穿斗梁架和编条夹泥墙为特点，因此山墙面也可以认为是巴蜀场镇上界面重要的补充。多个出现的山墙形成连续的韵律感，给人以震撼的感觉，这在雅安高庙镇、泸州佛宝镇中都有体现。最有特色的是檐口线边上的封火山墙，顾名思义，这种墙是古镇用于防止火势蔓延的构件。因为视觉投影的关系，前后山墙多层次重叠，形成高高低低有节奏感的视觉效果。封火山墙在巴蜀地区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圆弧形，俗称“云墙”，其二为高低退台的“码头墙”。第一种在巴蜀地区占大多数，巴蜀地区的“码头墙”用的比较少，常用在场镇中等级较高的建筑中，比如罗泉镇的盐神庙，封火山墙退台幅度较大。在江南地区，古镇顶界面的檐口线与巴蜀地区场镇檐口特色接近，封火山墙则是以高低退台的“码头墙”为主，但退台幅度小于巴蜀场镇，大量用于民居中，形成硬山为主的风格，显得相对平坦柔和。徽州地区，街道的出檐线基本不存在，而以封闭高大的粉墙作为天际的限定边界，也以硬山形制为主，即使硬山的墙上有出挑的小檐，对空间限定的作用也很小，因为大多巷道的高宽比远大于巴蜀地区的场镇，因此墙体的上沿成为上界面的限定元素，封檐的山墙也以“码头墙”为主要特点，这也是“徽派”古村落民居显著的特色。不论是江南水乡或者是徽州古村落，它们都处于南方地区，建筑构造方式为穿斗式，它们的穿斗构件主要体现于侧界面，上界面中出现的山墙一般不外露穿斗构架，以粉墙灰瓦为特色，与巴蜀场镇的上界面截然不同。而北方村镇，街道空间出檐相对较小，两侧相互搭接的特点不如巴蜀场镇明显，檐口常以砖出挑，显得较为厚重，这和当地气候寒冷，雨水少的自然条件有关，至于有特色的封火山墙就用得更少了。由此看出巴蜀地区古镇的上界面与北方地区差距很大，即使与同在南方的江南、徽州地区相比，也有自己独到的特色。

巴蜀地区的场镇中的居民常有地缘或者血缘关系，人们常有交流与互相走动，房屋间距小，屋檐相互搭接，形成了大家同在一片屋檐下的邻里关系，乡亲间的认同感就得到加强，反映出融洽包容。因此上界面也是适应场镇的交流功能而形成，同时这种形成也进一步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可以认为两侧构件的联系与呼应形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感应。距离太远后，相互之间就没有呼应，符号的映射关系消失，整体感减弱，上界面的感觉消失。

巴蜀场镇的上界面是侧界面的延伸，以相互靠近的檐口线为基础，穿斗式木构山墙为重要补充，封火山墙为活跃元素，形成自然或者高低错落的天际线效果。

3.地界面。街道地面是与建筑体接触最紧密的界面，这个界面也形成了一种空间的限定。地界面从最直接的功能上来说就是交通。巴蜀场镇的地面从断面上来讲，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街道两边直接为民居，街道与民居之间没有过渡空间，其上界面出檐形成雨棚，这种情况出现在限于地形的 古镇，因此街道狭窄，如重庆地区的龚滩古镇、中山古镇，或者古镇中交通量不大的次要街道。第二种为最常见的形式，街道两侧适当抬高，可以行 人，也可以将抬高部分作为自家门前的场地，用作交易买卖的场所。抬高的路缘与上界面檐口线相呼应有很强导向的作用，增强了线形街道空间的 延伸感，同时也引导人们的视线去寻找场镇线形空间的端头，如雅安的望鱼镇、高庙镇。其抬高的界面与屋檐形成半公共空间，与街道空间交融、过渡。巴蜀古镇常处于山地，用地紧张，有时候用柱子在此处支撑着屋檐或者二层建筑(有的时候是檐廊)以扩大线形街道空间，则地界面与侧界面 取得了更加紧密的呼应关系。当然从整个地面来说，地界面可以认为是巴蜀古镇的某种背景，它与古镇形成一种图-底关系，大地作为基底，呈现出 无限和无形，当建筑体在大地上形成的时候，由于建筑体的凸起，基底因此位于后面，而将线形街道空间作为一种空间容器的时候，地界面就彻底显 露出来。地面可以说是古镇线形街道空间中功能性最强的元素，是古镇直接的交易地点和交通运输的承担者，交易则使其含有历史文化的内涵。人们立即面对一个关于度量、机械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个关于变化以及有机主义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以物理方式表现的潜在逻辑性的 社会概念，另一方面是以历史方式来表现的本质逻辑性的社会概念[5]28。地界面的交通功能以物理方式表达了潜在的逻辑性，交易功能以历史方 式表达了本质逻辑性，这种逻辑性控制着地界面的形成，也是巴蜀古镇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平原地区和坡地上的场镇地界面也有不同，平原地区地界面顺着道路自然形成，为自由曲线状，比如黄龙溪地界面直接沿着道路形成，或者沿着河流走向，而且地界面处于同一平面上。坡地上的地界面增加了三维高度上的变化，界面的高差多以踏步连接，对于高差不大的地方以缓坡道连接，形成了高低变化的特点。重庆西沱的地界面极有特色，从江边一直到山顶几乎全是踏步，形成通天云梯，高差大约160米，连续的踏步形成的地界面导致线形空间随坡抬升，形成震撼的空间效果，被誉为“长江沿岸最古老的奇特建筑明珠”。

铺地肌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线形街道空间的文化特点。巴蜀古场镇街道的地面一般用较为规整的青石板铺地，保护完好的古镇，地面经过历史的沧桑，石板棱角都摩擦得光滑圆润，石板的拼接不一定很整齐，同时板缝以对齐或错开等大致有规律的铺贴为主，如高庙、尧坝古镇的板缝基本对齐，平乐、阆中古镇的板缝错开。还有一种铺地是用碎片石，如重庆龚滩古镇。地界面的肌理在某种情况下是有秩序的，某种情况下又是均质化的，甚至是无秩序的，这在古镇的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随机性，同时也和古镇所在地点所能取到的建筑材料有关系。一般的古镇地面，大致是中间为大块的青石板，用于车行，两边为碎拼或者小型石板，用于人行或者交易。在形成道路的时候，没有经过刻意的设计，而是根据使用要求自然形成，古镇在生成这些因素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地要去追求什么，而是由功能的需要，无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成就了这样的结果，“无为”的传统哲学观念进一步得以体现。当然，部分古镇通过整治，将街道地面的铺地进行改造，如图4，这种变化使得地界面被明显地分成了三部分：交通区、过渡区、交通兼交易区。铺地的变化使得地界面有一定层次和空间限定，交通区铺地面积一般最大，体现了古镇街道交通和交易的主导功能，两侧过渡区面积一般较小，表达出一种短暂停留和沿路交易的特点。当十里八乡赶场的人来到这个场镇，常在路边的过渡区摆摊设点进行交易，而居住在场镇上的人则常在自家门口摆摊交易，位于自家入口的踏步或者檐廊的下面，形成一派热闹的景象。但是倘若铺地过于细腻规整，变化过多，也会导致现代人工痕迹过于明显，破坏地界面潜在的文化本原，反而削弱古镇的空间特点。

传统同样拥有重要的双重功能，它不仅产生了某种秩序或某种社会结构的东西，而且也提供给我们可以在其中进行操作的东西[5]122。巴蜀地区场镇的地界面在经历了时代的发展以后，街道引入了水的因素，作为各家各户重要的生活水源，进一步丰富了古镇地界面的功能。如街子古镇，两侧或一侧有一条小河沟，在满足取水功能的前提下又区分出了住户贸易区(可能兼交通功能)和公共交通区。如今水也作为古镇景观的重要因素，水引导着街道的走向，丰富着人们的视觉感观，因为线形物体都有持续的视觉动力特征，加上水的流动，形成动感的交流，因此水是古镇街道地界面因素中重要的动态因子。巴蜀古镇除了直接建在水边的以外，其余一般离水源都比较近，从附近引水入街道，因此大多巴蜀古镇是“水路分行”，即使“并行”，水流大多也是以水沟形式出现，而且街上的水中不能行船。当然对于成都平原地区的场镇，打井也是取水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像罗城那样的旱码头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江南和徽州地区地界面和水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特别是江南地区，村镇几乎清一色沿河流修建，因此形成“水路并行”的地面格局，路可走人，边上的河流可以行船。这与巴蜀地区的场镇有一定的区别。坡地也是巴蜀场镇地界面的重要特色，江南地区地 势平缓，自然没有这样的特色，徽州地区古村落有坡度，但大多以小山小水为主，因此地界面的高差变化不及巴蜀山区场镇明显。

地界面实际上就是场镇的道路面，它以交易为主，综合交通、休闲以及停留的作用。这与中国所有古村镇以及世界上其他古镇中的功能基本是一致的。巴蜀场镇地界面沿路而形成，随着地形或地势高差变化而形成三维图形，地界面的组成元素以硬质为多，部分适当引入小的水系以增加柔质感觉。地面材质以石材为主，大多数场镇石材拼接形成一定有规律的肌理，少数采用碎石或者片石形成均匀肌理。地界面的宽度受到侧界面的限定，并与侧界面共同限定着线形街道空间。

4.端界面。端界面在古镇街道中并非随处存在，但其在人的心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们倾向于打听到道路的起始和终点[1]49，因此，了解巴蜀场镇线形街道空间的起点和终点是古镇探索中的重要任务。端界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古镇线形空间的起止点，重要的建筑、牌坊、特殊的地理环境，甚至局部城镇肌理的变化都可能成为线形空间的端界面。重庆山地场镇常以自然环境作为端界面。地缘群体的整体功能在于为了联系和合作控制，为了居地和领土的开发和保卫组成一个邻里组织，着眼于明确的“边界”定义[4]10基本需求与文化回应第44段。前面的侧界面限定了古镇的线形空间的宽窄，端界面就需要对线形空间的长短做个限定，以便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邻里关系。端界面要在一定的街道范围内才能形成，在直线街道中，线形街道超过1500米[6]，人的视线难以达到端界面，端界面的感知减弱，那么古镇线形街道的围合性就减弱，同时线形空间过长，也会导致一种感觉上的单调。如果街道过短，围合过强，也不能成其为线形空间，而成为一个狭长的广场。在北方或者一些防御性较强的古镇中，城墙是不可缺少的城镇空间限定因素，比如城门楼，它处于街道的终点，也是城内与城外的实体分隔物质，它矗立在线形街道空间的端头，封闭性就显得较为明显。因此对线形空间的感知，常由端界面的限定效果决定。

然而端界面有其独到性。端界面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产生了一种社会边界，某些封堵的线形街道空间是一种中国古镇社会意义层次上的显示，它标志着古镇或者某条街道内外两种社会结构的差异。两侧的人都试图建立一个边界，即端界面，试图将特殊的人群隔离在外，如古镇的端界面一定程度上将农业隔离在镇的外面，镇内主要是商业人口或者商业兼农业人口，而一条街的端界面可能隔离出生活方式或者商业服务内容的不同。当然这种隔离并非强制性的。在巴蜀场镇空间生长、变化、形成的过程中，大多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因此端界面并非是以建筑等实体物质简单的隔断这种模式，常为明显或者不明显的综合的物质系统，一种看似无目的但在潜在结构中又有目的的物质表达。孔子在“仁”的基础上，认为个人的心理欲求同社会伦理规范两者交融统一，从而把事物限制在伦理道德所划定的狭隘范围之内，巴蜀古镇端界面就是这种思想的部分体现，也是导致自古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点的原因之一。

对于平原地区因为交易而形成的“单线形”空间的巴蜀场镇，实体端界面常不明显，如果线形街道为直线型，人的视线基本可以从场镇的一头沿街道看到另一头，空间两边的建筑体密度沿街道逐渐减小，到端头建筑实体逐渐消失，非均质化空间逐渐融合到均质化的环境中。这种情况下的端界面并没有实体物质，但常以环境作为一种界面的提示，比如路边的大树、小桥与河流等。如果线形街道为曲线形，就不能直接看穿古镇，弯曲的侧界面就成为线形空间的临时端界面。没有明显端界面的场镇常具有开敞性，与传统农业活动结合也更加紧密，半农半商的特色也更加鲜明。对于处于山地的“单线形”场镇，端界面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就更加紧密。就以西沱镇来看，它垂直于等高线布置，环境系统成为它空间长度的限制因素，高处端界面是山，低处端界面则是滚滚长江水边的船码头，人在街道上可以直接看到江面以及船只的活动，当然这与西沱镇传统的码头文化关系密切。

端界面在控制古镇线形空间中起限定街道长度的作用，是人感知线形街道空间起点和终点的关键因素。对多线形结构的巴蜀古镇而言，实质上端界面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它包括实体物质和其周围的限定空间，它们共同形成了线形街道的限定。如黄龙溪，主街道端头的镇江寺与通向河边的大树广场一起构成端界面，这样以重要的建筑物为主体形成的“潮作为收头，实质上形成了端节点。从街道上看黄龙溪端头的镇江寺，在街道侧界面的遮挡下，若隐若现，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含蓄的“幽”[7]。就端界面本身来说，是相对开放的界面，它并非将街道端头彻底截断，而是通过组织街道端头，形成一种虚实相结合的物质环境。端界面往往是从较远处获得，甚至是一种“硬”的感觉。随着人的走近，端界面的“硬”感觉也会消失，进而感觉到一种带有空间关系复合的环境，甚至几种界面间可能相互转化，从而感知到另外一种空间关系。对北方平原来讲，很多城镇按《考工记》的礼制来建设，城镇的端界面大多为城门楼，或者重要的宗庙，与巴蜀场镇上述自然形成的集合端界面有一定的差异。

戏楼是巴蜀场镇重要的端界面。巴蜀地区，戏楼大致有两类，其一为场镇中的公共戏楼，其二为私人院落或者会馆祠堂中的戏楼。众多移民来到四川的时候，各自的宗族观念很深，因此同宗同族常建设祠堂或者会馆，里面常设置戏楼供本宗族人欣赏歌舞，以联络大家的感情。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不同地方的剧种，因此巴蜀场镇戏楼数量极多，甚至在寺庙、街道中间都出现它的身影，成为整个场镇聚会娱乐的中心。能成为端界面的主要是公共戏楼，比如罗城船形街的一个端头是戏楼，另一个端头是灵官庙，它们限定了船形街的长度和方向，而戏楼自然是视觉中心。随着移民杂 处，风俗逐渐相互同化，寺庙与会馆的戏楼也对整个场镇开放。它们的戏楼大多位于建筑院落的中轴线上，且位于大殿或者主要堂屋的对面，即出 入口处。黄龙溪的古龙寺戏台就位于出入口，进入寺庙需要通过戏台下面低矮的空间，古龙寺是黄龙溪正街的端界面之一，入口的戏台成为了端界 面的直接表面。同样，洛带的湖广会馆的戏楼具有同样的特点。戏楼这种端界面，形成了空间“潮的效应，戏楼周围线形街道空间一般适当扩大，在戏楼有表演的时候，场镇中大量的人流聚集在戏楼周围的空间中，线形街道空间作为“戏坝子”使用，平时作为大家休息游玩的场所，因此巴蜀 古镇中端界面的“潮空间与线形街道空间产生了有机的融合。

端界面也是巴蜀古镇中主要元素之一。主要元素的特性在于自身的形式以及在城市构造中的某些异常属性，它们具有特征，更确切地说，他们使城 市具有特征[8]98。前面我们分析的端界面在巴蜀古镇常为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和空间，如寺庙、会馆、城门楼、戏楼、水码头、牌坊等，这些元素 在场镇中常有纪念性意义，往往和场镇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博埃特和拉夫当曾经提出过经久理论，历史与未来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表 现了以下的事实：往昔现在仍然被部分地体验着。这也许就是经久物所具有的意义：它们是一种我们仍在经历的“过去”[8]59。端界面的物质因 为和巴蜀古镇文化联系紧密，往往长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就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具有强烈的纪念性。

因此“潮与“纪念性”是巴蜀古镇端界面的两大特点，戏楼是巴蜀场镇中端界面的重要元素。端界面在巴蜀古镇中不仅仅是物理特点的表达，而且体现出部分心理上的分隔，使得巴蜀古镇的线形空间结构更加完整。

■　结束语

中国文化是通过多条线路的发展整合而成，它包括对事物的认识、对技术价值的理解、社会关系的形成、符号意识的过程等等[7]。古镇的界面 也是多个因素的整合。通过对以上四个界面的简要分析，看出古镇的界面不仅仅是古镇空间的物理围合物质，而且体现出古镇内在的文化和历史 文脉。巴蜀的场镇以街为骨架，以市为主要功能，并兼休闲、交通等其他功能，场镇就成了这个地区的住民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场镇的空 间以街道为主，其界面围合成了一种线形空间，好像一个个狭长的天井，类似于传统民居的四合院。场镇中的人在某些时候就仿佛是一家人，在大 院落中共同生活劳作，千年农耕文明的沉淀在界面的围合中体现出来。

巴蜀古镇在形成线形空间界面的时候，多种传统文化因素的合力，构成了其根本文化特征，表面上就形成了所谓的“拼贴”。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 存在着一种活动，它可以使我们在技术的平面上很好地理解那种我们宁愿称作“最初的”而非“原始的”科学在理论思辨的平面上的情况。这就 是通常所称作的“修补术”(bricolage)一词所表示的活动[9]，这就是“拼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明人的理性思维与未开化的人的野性思 维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高明和进步性，它们之间甚至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在古镇形成中，人们在界面上运用了文化结构中的“修补术”，即并没 有严格的规划设计方案，通过手边现成之物，在潜意识中经过很长时间自发建构而成，无计划性。这与当代的工程师有很大的差别，当代的工程师 是运用科学的理论进行规划设计，用美学原理进行立面设计，往往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计划性。这种自发性决定了古镇界面的外部形象，因为文化传承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界面也以一种自然的、稳定而舒缓的方式不断产生发展。非物质文化事象的本质基础在于它的价值，即在于 当地人群同这一文化的关系[10]，界面是其重要的表达之一，也体现出表达古镇自身特点的记忆。

四个界面是巴蜀古镇线形空间中最主要构成因素，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而且是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保护巴蜀场镇线形空间首要要保护这种 空间的界面，保护好它内部的文化特色，维护它外在体现形式，这也是保护巴蜀古镇传统风貌、总体空间格局，以及发展古镇旅游的前提。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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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柯.古镇节点：民俗文脉聚集的体现-对黄龙溪古镇建筑风格的透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科版)，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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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柯(1974- )，男，上海人。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