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巴蜀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蒙文通先生(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是著名国学大师，也是巴蜀文化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现当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蒙先生学通儒、释、道三家，于经、史、诸子都有深入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在道家道教研究、在佛学研究、在古地理、古民族、古气候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儒家经学、理学研究方面亦深有造诣。学术界对他的思想也颇有涉猎，但多在其上古研究和史学及道家道教等领域的见解上用功，而于其儒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则显薄弱。一方面，蒙先生学识广博，三教思想融合贯通，要把握如此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家的思想，其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蒙先生几乎一生都在研究经学、理学，并将治经方法纳入史学研究，经、史互治，经、史交融，要梳理其经学、理学思想，也并非易事。

因此，蔡方鹿教授与刘兴淑博士合著的《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7月版) 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幸事。本人虽才识短浅，但对于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的的经学、理学问题，则较为关注。作为川籍学人，对蒙文通先生更是满怀敬意。这里不揣冒昧，简单谈谈拜读该著作后的一点感受。

首先，《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蒙先生的经学思想做了深入爬梳与挖掘，并归纳出五大特色：(一) 继承廖平，阐发师说； (二) 重视传记，经表传里； (三) 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 (四) 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 (五) 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其经学思想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到晚年又在第三变的基础上多少有些转化。这既是蔡方鹿教授长期关注、研治经学、理学的深厚知识底蕴的体现，也是对蒙先生经学成就深入探讨的结果。

其次，《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蒙先生的理学思想也进行了梳理，指出蒙先生的一大观点～《大学》深得思、孟之统，揭示出蒙先生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折中归本乎孟氏”，认为蒙先生有调和程朱与陆王、糅合儒释的倾向。该书也对蒙先生的主要理学范畴做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蒙文通先生在博涉儒、释、道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异常看重，认为“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而从宋明理学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他所学极为广博，虽不专攻理学，但“尝谓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他对理学“几究心于一生”，优游涵泳，反复嚼咀，躬行践履，其理学思想和素养不断地有新的进境。他在深研与兼治宋明理学的一生中，颇有独到的见解，正如中国社科院川籍前辈学人钟肇鹏先生在序中所指出的：“对理学虽讲的不多，只是语录式的几句话，但义蕴深厚，值得深入研究，加以发掘。”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对了解蒙先生的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研究经学、理学的方法，也可资借鉴。

第三，《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是“蒙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以往学界对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多以会议、论文、论文集等形式出现，而且多属概论、简介、叙述性质，尤其在有关蒙先生的儒学成就方面，论述不多。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可见写作者的用功之深，它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蒙文通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更多参考。

第四，《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四川大学的校史研究做出了一份贡献。蒙先生在四川大学工作多年，得到他的指点和启示的人很多，全面梳理他的学术思想，有利于了解四川大学的学人及其思想源头和发展倾向。

第五，该书的出版，不仅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为全国的“大师”研究做出了努力。蒙文通先生出生于四川，到过全国很多地方，游过学，教过书，在图书馆工作过，其一生多数时间生活在四川。他的学识，钟肇鹏先生在序言中说：“余尝谓川籍学人，唯蒙文通先生会通今古，贺自昭先生学贯中西，皆卓然成一家言。”可见蒙先生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蒙先生虽与熊十力、林宰平、梁漱溟、余嘉锡、顾颉刚等诸多大师交往，特别与汤用彤、钱穆过从甚密，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却不及他们。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蒙学”走向全国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观全书，《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具有如下特点：

其显著的特点体现在结构上：以介绍“蒙文通的生平与著述”引入，整部著作分作上、下两篇。上篇专论蒙先生的经学思想，认为蒙先生“每每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经学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整个上篇，就布局而言，前辅之以蒙先生的经学思想“概说”，主体分别对蒙先生的经学发展史探源、汉代经学观、清代经学观、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最后以“蒙文通经学之特色”作归纳。

下篇专论蒙先生的理学思想，认为蒙先生对宋明理学极为重视，亦分为三个部分加以论述：先“概论”蒙先生的理学思想，此“概论”别于上篇的“概说”。彼“概说”具有总论性质，非常简洁，然后再分章节详加论述，它是整体上的总分结构。此“概论”则重在阐发蒙先生的五大理学观点，每一节都是一个观点及其详细分析、阐述和说明，因此每一节都是一个总分结构。接着探讨蒙先生的理学范畴，分别对其“心”、“理”、“性”等主要范畴加以分析，并指出其主要倾向。最后附上对他人相关文章的评介。

此种结构，就整体而言，上、下篇的分立，对于表现蒙文通先生的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经学思想和理学思想，无疑是较为合适的形式。就内部而言，上篇的结构，使得整个经学思想部分脉络清晰，结构谨严而完整； 下篇的结构，能明白地展示蒙先生的理学观点，且论据充分；分立理学范畴，也有利于从蒙先生“不多”的理学论述中梳理其理学观点。当然，这样的结构，也有一丝不足，两部分在体例上似乎不太统一：上篇采用的是著作形式，下篇则更似论文。

该书的特点也表现在内容方面：以专著形式详论蒙先生的经学思想和理学思想，无疑对于蒙文通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蒙先生治学广博，融通儒、释、道三家，而旁及诸子，由经入史，经、史贯通，其经学思想不可不谓具有基础作用。《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在梳理其经学思想时，既分析了其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又注意到其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指出了蒙先生对经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看法(包括经学发展史探源、汉代经学、清代经学等)，揭示出蒙先生在继承并发展今文经学大师廖平思想的基础上，其经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破弃今、古文家法，宗先秦儒学之旨； 到中期充分肯定西汉今文经学，认为它是中国文化之中心； 再到晚年批评董仲舒之今文经学是变了质的儒学的演变过程，并归纳出其经学思想的五大特色。这样的分析，全面而深刻。

当然，笔者尚觉有美中不足之处：如果该书能对蒙先生的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说明的话，上、下两篇之间有了一道连接的桥梁，整本书在内容上就会更体现出有机整体的感觉； 如果该书在论述蒙先生的经学思想与理学思想，能适时兼及蒙先生相关的佛学、道学素养的话，可能会更有利于读者把握蒙先生这位融通三教的大学问家的思想特色； 如果该书在专论蒙先生的理学思想时，能补充其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地位的话，下篇可能会更为完整。不过，这些都是苛求了。该书能够对四川的这样一位大师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这本身已经说明该书的重要意义了，它不仅是“蒙学”研究的一大突破，而且对国学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现当代思想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东，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