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府时代西部政治格局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作为古代文明的肇源地之一，早在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就得到开发。[1]60艰苦卓绝的先民曾在广袤的秦陇巴蜀大地上谱写过辉煌的篇章。历史时期，以今西安、成都为首的关中、巴蜀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达，先后被称为“天府”，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前天府时代，即魏晋南北朝以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了一种以关中为核心的政治格局。

一：雍梁一体与巴蜀秦化

太史公言：“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2]1347。此“陇”“蜀”泛指我国西部地区。从政治形势而论，主要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关中与巴蜀地区，跨九州之雍梁二州。

关中，古称雍州。历史悠久，约公元前11世纪前后，周兴于此，进行了长达四百多年的营建，关中随着西周的兴起而崛起了，即使平王东迁之后，也不曾褪色。以后又有秦人从陇西徙居至此，自德公迁都雍城（今陕西凤翔）也达三百年余久（公元前677-383年）。商鞅变法之后，秦便以咸阳为都城。作为周人、秦人发祥与创业之地的关中，有着名副其实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于是《汉书》称“：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遥，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有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k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以至于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关中就已经相当富庶了，且甲于全国达一千年之久。

关于梁州，《禹贡》称“黑水华阳惟梁州”，主要指今陕西汉中以及川渝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由此可见，早期梁州主要为巴人和蜀人活动地带，如早期巴人就活动于汉水上游及川东地区，[3]25在今天看来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极贵州，治所在今重庆地区。蜀早期则活动于今成都平原，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3]175历夏、商、周，它们的势力发展到汉中北面（今陕甘南部与川西北等地区）以及今宜宾一带[3]185，成为西南强大的势力。乃至周武王借助巴蜀力量而灭商之后“，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从这种亲密的藩属关系不难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关中核心政治影响下的雍梁一体的局面。另外从相关文献记载也可以推断出当时确有省梁合雍的这一历史史实[4]79。尤其到战国后期，秦人穿越秦巴山地，屡修栈道以通汉中、巴蜀，乃至最终并巴合蜀，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雍梁一体的局面。毫无疑问秦蜀交通是一体局面形成的伟大功勋，特别是秦汉至南北朝一直以关中入蜀的要道著称的金牛道，不仅加强了地域间的联系，而且还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秦合巴并蜀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施展统治策略，鉴于巴地民族众多，在巴蜀地区最初设立了巴郡、蜀郡、汉中三郡，大多数地区仍由部落首领管理。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张若为蜀国守以治理蜀地，既封侯又派郡守，说明当时分封与郡国制并行。公元前310年，派庶长张仪、司马错伐蜀，司马错任郡守。次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公元前300年封恽的儿子g为蜀侯。从此以后，不再设置蜀侯，郡县制在蜀地完全确立，这也是统治全国仅仅15年的秦政权，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却长达110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年）的原因所在。

此外，移民也是维系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移秦民万家于巴蜀，大批的豪族与官员、技术人才不仅充实了巴蜀，还在当地修建了成都、郫县、临邛、阆中、江州等城邑，并在一些主要的城市设盐铁官、锦官，管理盐铁等工商事业。因此就有史料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富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3]225等到秦国蜀守李冰父子修筑河渠，筑坝引水，成都平原告别水患之时，成都繁华的端倪初现。

《汉书》载“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纵观历史，我国西部的辉煌都铸造在雍梁一体政治格局之下，人称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说的就是他入关后三分秦地的错误策略，无形中给受封巴、蜀、汉中三地的汉王刘邦造就了有利的时机。让依赖巴蜀足食足兵的刘邦因此建立汉王朝。有汉以来，历代政府以巴蜀为依托开发西部，汉朝曾以泾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为核心，向北延伸到河西、河套地区，西南则到达云贵地区。将西部的疆域大大扩张。汉武帝时期则最具开拓性。经有关学者研究[4]79，汉武帝的广关策略曾将关中的地域范围南扩到巴蜀地区。而且西北方面，收复河南地，向西设置河西四郡；西南方面，先后在邛都之地设越Q郡（今西昌附近），在笮都之地设沈黎郡（今汉源北），在冉之地设汶山郡（今汶川附近），在广汉西北部白马氐之地（今甘肃南部）设武都郡，在川南设犍为郡（治宜宾），在云贵地区设置柯、益州诸郡。[2]2997西部地区的建置体系开始明朗的呈现。

历来统治者都把移民作为政治统治的保障，汉王朝在此“开土列郡”的基础上，一如既往的移民实边和互派官员任职，不仅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加强了西部地域间的联系。更是从思想上达到一统，使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根深蒂固于巴蜀。西汉末年曾出现了因王莽篡汉而尽弃官归蜀的巴蜀官员流动现象，同时，时人的这种观念也恰恰表明了关中王朝在西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即使后来公孙述以“蜀地肥沃，兵力精强”割据汉中、武都、广汉、巴、蜀诸郡，也有“远方庶人多往归之”的实力团体。但是汉光武帝刘秀最终也以以陇治蜀的策略从根本上遏制了纷乱割据之局势，最终加速了巴蜀与关中的融合。

翻阅史籍，不难发现自司马迁《史记》之后，史家不再把巴蜀纳入西南夷系统了，这应该是秦汉两朝拓土列郡，苦心经营，使巴蜀秦化的结果吧。

二：三国蜀汉与秦陇巴蜀一体

合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这一历史规律。东汉末年，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刘备集团则得益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的战略地位，伺机再造同高祖刘邦一样的伟业。这样就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入蜀，建立蜀汉政权。

众所周知，蜀汉政权是诸葛亮一手张罗的，李白诗“武侯立巴蜀，壮志吞咸京”两句更是高度概括了蜀汉光复汉室的远大政治抱负。当时西部有汉嘉、汶山、阴平、武都四郡，诸葛亮则欲“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构想着由陇而得秦。却又无奈武都和阴平与曹魏相连，魏将征伐也常由此出。诸葛亮屯兵于汉中的同时曾多次迂回北上拓土纳民，为的就是造就居高临下的形势以向雍凉推进。此时秦陇巴蜀为龙头的汉水上游，遂成为蜀魏争夺的焦点。公元228年，首次北伐，祁山以北的南安（辖今甘肃武山、陇西等县）、天水（今甘肃天水地区）、安定（今甘肃平凉、宁夏固原一带）三郡先后归顺。公元229年先后攻下武都（今甘肃成县）和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两郡，虽然几经得而复失未都被纳入版图，但此时蜀汉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凉州境内，此后魏延、姜维等也多从此出秦川。

公元240年，姜维被任命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守西北边陲，联合西北少数民族与曹魏抗衡。姜维本身来自天水郡，熟悉当地环境，又依靠西北少数民族的支持，据有陇西地区，进而向北向西扩张，把开疆拓土重心放在今甘肃及以西地区，同魏争夺临洮、陇西、渭源等地。这与诸葛亮当年沿秦岭、西县和子午谷一线出祁山相比，将战线推进到西县以北的金城和渭水南岸的芒水一带（今陕西周至县东），基地也由汉中西迁到甘肃南部的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将蜀汉疆土向北边有所推进。蜀汉征伐与开拓四十余年，疆域北入今甘肃境内，东边维持在今奉节一带，基本涵盖了秦陇与巴蜀。

蜀魏双方角逐于西部数余年，曹魏视汉中为深入益州腹地的咽喉，把陇右看作灭蜀的主要基地。公元211年，还定三秦的曹操，开始攻下辨、故道、雍、恋鹊兀而屯守下辩（今陇东南）的蜀汉政权始终以盛产马、牛、羊、麻和小麦的祁陇山区为屏障防守曹魏，极力守护北部门户。曹操屡攻不克，挖空式的把武都、汉中民众迁到关中，使刘备得其地而不得其民。双方频繁的角逐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秦陇与巴蜀的联系。尤其是贯穿始终的频繁的人口迁移活动，促进了秦陇巴蜀的融合。曹操降服割据汉中的张鲁，紧接着巴人来附，遂迁其民于关陇地区[3]120，当时氐人李氏率领五百余家归附，就被迁到略阳，即今甘肃清水一带。这加速了秦陇巴蜀得融合和西部开发的进程，促进了秦陇巴蜀的一体化进程。

三：成汉政权与陇蜀一体

汉、魏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内迁雍、秦、凉各州，移民浪潮再一次挫动了西部富有内聚力的融合。而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它是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西晋时期的关中羌、氐族已经占到了半数。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晋武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雍梁二州司马诛杀氐羌首领数十人，秦雍氐羌弯弓极怨。祸不单行，在司马氏“政出多门”、内乱迭起的动荡局势下，人类灾难的潘多拉盒被打开了，尤其是元康年间关中灾荒连绵不断，致使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将流民起义的浪潮推向高峰，一度波及扶风、始平、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5]10十万流民从汉中入益州，沿老路[6]7“5寄食巴蜀”，充斥广汉、蜀、犍为三郡。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李雄利用巴蜀富饶的物资，凭借险要的地势，在成都称王，建国号为“成”，后李寿称帝，国号“汉”，史家统称“成汉”。成汉政权在司马氏政权的包围下生存了四十余年。[5]20

政权建立伊始，李雄就以蜀中大地主范长生为丞相，六郡流民遂与蜀中大地主合流。此时的成汉也意识到汉中的战略地位，视其为存亡之机会，致力于北防要务。汉中吏民于建兴二年（公元314年）附成，成武帝玉衡九年（公元319年）东晋在陇西抗击前秦的陈安来降，仇池杨难敌兄弟也在玉衡十一年（公元321年）奔葭萌而来。这样一来，汉中、汉嘉、涪陵都被收纳到成汉版图，成汉的疆域东到巴东，北到汉中、仇池，西至汉嘉、沈黎（雅安），南到宁州，包括今四川省除川西高原部分和汉中盆地的西部。[7]69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政权的建立对四川社会乃至我国西部格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纵观这一时期，陇蜀地区还建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宕昌（今甘肃省宕昌县西）、邓至（其地在仇池以西，宕昌以南，相当于今四川省北部。）等小的国家或政权。其中仇池国几乎与魏晋南北朝相始终，这是氐人杨氏以仇池为中心所建，其地东接汉中，南接梓潼，北连天水，西接阴平，背秦面蜀。历时三百余年。[8]1-2地处陕甘川交界处，今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武都地区和四川西北部的平武、广元等地区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可谓“地界南北”“、连跨数郡”，而仇池国也正是因为处于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9]164得以利用周边各大势力间的矛盾与冲突，抓住南北政权对它实行羁縻方略等特点，运用三角或多边关系寻找发展空间，进而得到长时期的保全，虽臣属、称藩、奉贡贯穿立国前后，纵观大局，该政权与兵戎扰攘中，以百年的历史密切了陇蜀间的往来，奇迹般的促进了陕甘川的融合，是西部漫漫史卷闪光的一页。

魏晋南北朝纷乱不已，尤其是在东晋哀帝初年及其以后的一二十年间，中原兵燹不断，“至于永嘉，丧乱弥甚”，出现了以“永嘉南迁”贯称的北人南迁的浪潮。秦、雍、关陇大规模移民南迁入蜀。当时进入四川的北方流民也以关陇为最多。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定，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置郡县加以安置和招徕，这些侨州郡县侨置于南方已有的政权之内，多以原籍为名，有些加方位词以示区别。据相关学者研究表明[6]77，侨置郡县密集的分布秦岭以南的区域。诚然，据统计，晋代在蜀地的侨置了八个郡：[10]43自李氏率十万流民寓居蜀土，安置秦、雍流民于怀宁郡，关陇流民于始康郡，秦州流民于晋熙郡，凉州流民于安固郡，桓温平蜀后以巴、汉流民设立晋昌郡，招纳流离于梁益的晋人设南、北二阴平郡，太元十五年（公元391年），周琼以北汉中流民南迁而设南汉中郡。

侨置郡县，这一暂时安置大规模移民的措施，不仅拉拢了南迁大族，利用他们来开发南方地区，也确保了南北局势的安定，打破了自古以来以山川形变为依据的行政区划原则，犬牙交错中关中巴蜀联系更为密切了，秦陇巴蜀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互相影响，共同进步，这促进我国西部的共同发展。正如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所说“南人至今能晋语”。

四：
■　结束语

纵观历史，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的发展。我国西部曾有的辉煌，是秦陇巴蜀各体相互协作的硕果，是西部全体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当今这个经济化、信息化的时代，西部地区必须在正确而远大的战略的指引之下共同发展，才能构建和谐西部。所以打造成都、重庆、西安为支撑的“西部川陕渝陇金三角”势在必行。而这一体系应该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兰银城市群，继而形成联接大西部南北版块的经济合作区域。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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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