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是没有大师的时代

看过七遍《征服者佩尔》的伯格曼，点名让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执导他创作的剧本。奥古斯特将这个以伯格曼父母为原型的故事，拍成了《善意的背叛》，第二次加冕金棕榈大奖。作为北欧电影的标志性人物，奥古斯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高的奖赏就是写一出好戏，再找到好的演员和剧组把它呈现出来。”

比利-奥古斯特

6月14日晚，一辆侧身印有上海国际电影节标志的轿车停在衡山电影院门口。走下车的，是本届电影节“英才孵化计划”的艺术总监比利-奥古斯特。这位穿着白色细格衬衫、深色西装和米色西裤的丹麦导演，没有打伞就在细雨中走向电影院的VIP休息室。当晚，影院将放映他的代表作《善意的背叛》。

这不是比利-奥古斯特第一次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结缘。2008 年，他和王家卫一起，担当了金爵奖竞赛单元的评委。

开始访问前，我们把最新的《外滩画报》递给奥古斯特，却得知他已经让志愿者买了一份。虽然无法读懂中文，但他还是想看看将要采访他的这份报纸的风格。

在奥古斯特的陪同志愿者、东华大学的小黄看来，比利虽然话不多，却很幽默。前一天下午四点才到上海的奥古斯特，坦言没有受到时差影响，因为他在上海得到了“公主般”的款待。

为伯格曼拍电影

1991年，比利-奥古斯特凭借《善意的背叛》一片赢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登上了事业的顶峰。这是他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奖。1987年，《征服者佩尔》也曾获此殊荣。

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只有六位导演曾两次赢得金棕榈，而《征服者佩尔》还包揽了当年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历史上，只有五部金棕榈获奖影片在第二年初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中折桂。在《征服者佩尔》之后，尚未有人复制这样的成功。

《征服者佩尔》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十岁出头的佩尔和年迈潦倒的父亲一起从瑞典到丹麦生活。他们在石头农场里饱受凌辱，见证了种种背叛、反抗和复仇。最终，不足十四岁的佩尔决意离开父亲，独自踏上征服内心世界的路途。《纽约时报》在将《征服者佩尔》列入电影史百佳影片名单时评论说：“这部影片用一种狄更斯的叙事方式，配上令人揪心的辅线，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梦想残酷地表现出来。”

相比《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对奥古斯特的个人意义更大。这是他和自己的偶像、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合作的产物。

伯格曼在拍摄描写自己父母的《芬尼与亚历山大》时萌生了退意。在 1982 年拍摄完《芬尼与亚历山大》后，伯格曼正式宣布结束四十年的导演生涯。此后，他只是从事一些电视电影的拍摄和剧本的写作。《善意的背叛》的剧本正是出自他手。

和《芬尼与亚历山大》一样，《善意的背叛》也是伯格曼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后者的故事发生时间比前者更早──伯格曼出生以前。这是一部关于伯格曼父母相识相恋过程中爱恨情仇的故事。

父母对伯格曼的影响巨大。在他的自传《魔灯》中，伯格曼不厌其烦地说着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外婆。在他的许多影片中，他都以母亲作为原型进行创作。而伯格曼电影中对于宗教的探讨，又主要是受到他的牧师父亲的影响。《善意的背叛》对伯格曼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当奥古斯特受邀担当这部影片的导演时，自然是受宠若惊。

“在此之前，我和伯格曼并不相识。”奥古斯特回忆道，“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他是伯格曼，有一个剧本想让我看看，问我有没有兴趣。”于是，奥古斯特就从哥本哈根飞往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的家中。伯格曼告诉他，自己曾看过七遍《征服者佩尔》，非常赏识奥古斯特，所以才邀请他执掌此片。

此后，奥古斯特和伯格曼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每天聊四个小时。除了剧本之外，伯格曼给予奥古斯特独立的创作空间。“当然会有压力，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伯格曼的阴影之下。”奥古斯特说道，“我的压力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在如此漫长的拍摄过程中保持所有的精力。”

为了给奥古斯特减压，伯格曼甚至没有出席影片的新闻发布会。但伯格曼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佩妮拉-赫兹曼-埃里克森扮演他的母亲，担当女主角。佩妮拉曾出演过伯格曼的最后一部电影。奥古斯特重新看了一遍《芬尼与亚历山大》后，认为佩妮拉是一个合适人选，欣然接受。

就在那一年的戛纳，佩妮拉凭着《善意的背叛》中出色的表演，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而此时，她已经叫作佩妮拉-奥古斯特──在《善意的背叛》长达九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她与奥古斯特坠入爱河，结为伉俪。这是戛纳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一对夫妻分享两个奖项。

做导演会累，但心不累

就在当晚的奥古斯特见面会前，衡山电影院放映了本次电影节的另一位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迷》。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爱好者出于对摄影机的迷恋，成为一位获奖电影导演的故事。奥古斯特说，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送给了我一台手摇摄影机作为生日礼物。我还收到了35毫米的胶片，很短的一段，只能拍一分钟。”奥古斯特说他喜欢手摇摄影机的感觉，还有摇动时摄影机发出的声音，“我可以这样拍一整天，也不感到厌倦。”

在读中学时，奥古斯特和同学一起表演戏剧，开始写自己的故事。之后，他前往瑞典学习摄影，再回到丹麦电影学院深造。1978 年，奥古斯特拍出了他的导演处子作《蜜月》，广受好评，就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做导演不能是冲着名气和金钱去的，那永远不会成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讲坛上，奥古斯特给出了自己对导演这一角色的定位，“演员可以休息，剧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但导演不能休息。拍完以后，你还得筹资，还得思考。”

奥古斯特承认导演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会没有状态。我那时候就想自己要是个作家或画家就好了，撕掉作品了事。但导演却不能这么做。”但他坦言，做导演虽然累，但心不累。坐在剪辑室里看着自己拍的片子，是奥古斯特最享受的时刻。

奥古斯特是带有强烈北欧风格的导演。他钟情于事无巨细的史诗般叙事方式，擅于表现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关系，尤其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他认为，同伯格曼一样，自己的电影表现也受到童年成长环境的巨大影响。

比利-奥古斯特的父亲是丹麦“黑色教育法”的产物（去年上海电影节中曾展映过的一部丹麦影片《我们一定赢》就介绍了这段丹麦教育的黑暗期）。他也将这种严酷带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来。奥古斯特回忆说，当他做错什么时，父亲总是威胁要叫“小白人”来抓他。他的童年就在对“小白人”的恐惧阴影中度过。

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奥古斯特起先也本能地无法抑制住内心的魔鬼，用恐吓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后来，他意识到有责任不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他才解放了心中的恶魔：“我变得懂得倾听和理解，喜欢帮助人打开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