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支持姜文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说：“香港导演是世界上最好的杂技演员。他们进内地拍戏，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

马可-穆勒毫不掩饰对姜文的欣赏

马可-穆勒经常被叫做“马主席”，一口流利的汉语，偶尔有什么词汇说错了或者想不起来，他就会拍打自己的脸开玩笑地说，“唉，奴才该死！”

身为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Marco Muller）张罗的“从威尼斯到北京：伟大的电影”威尼斯电影展映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每年，他都像保姆一样陪伴着来自意大利的导演和演员。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综艺杂志》刚刚评出的年度十大潜力导演，一多半都来自欧洲，这说明了什么？欧洲导演和美国导演的区别在哪里？

马可-穆勒：说明他们还不够重视中国和亚洲的电影。每年都有很多人问我，威尼斯电影节的主题是什么。我没法回答他们，我们的主题就是好电影。前年，有一大堆电影的主题是关于战争，伊战、其他的地区战争，大多来自美国。而欧洲电影更多地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新的探索。欧洲电影不一定要拍很大题材，画面比较丰富的就会吸引人。

日报：现在欧洲很多导演也去好莱坞拍片，好莱坞的演员也会来欧洲拍片，欧洲的片厂和好莱坞之间还有对立的关系吗？

马可-穆勒：我们的导演去了美国，但总有一天还得回来，把他的所学展现到电影里。我想，最宝贵的电影，还是能够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电影。

日报：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最缺乏的是影片行销的策略吗？

马可-穆勒：除了策略之外，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电影新人，他们恐怕也需要有行动性的支持制度。张猛的《钢的琴》很说明问题。这部电影讲几个东北下岗工人实现梦想的故事，在国外很受欢迎，但在国内几乎没有放映。这部电影6月份就完成了，但是除了专业的影评人，还有多少人会知道这部电影？

还有一点，本来我以为香港导演进内地拍戏不一定是好事，但现在我觉得一定是好事。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电影是工业化的艺术，商业上和艺术上都要齐头并进，这是最难学的，就像杂技艺术一样。香港导演是世界上最好的杂技演员。我看了今年下半年的中国商业电影，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学习了。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东西牺牲在商业的祭坛上。

“马主席”

马可-穆勒这次来中国的行程排得很满，在北京停留，做若干活动之后，他立刻到上海，去拜望谢晋导演的遗孀，“我和谢晋是很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对中国的电影产生兴趣就是看他拍的电影，《春苗》、《青春》，还有《红色娘子军》。”

马可-穆勒对中国电影的偏爱广为人知。他经常被叫做“马主席”，一口流利的汉语，偶尔有什么词汇说错了或者想不起来，他就会拍打自己的脸开玩笑地说，“唉，奴才该死！”他对推广中国电影居功至伟，很多中国电影，比如老一辈导演凌子风的《原野》、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都是经由他的介绍，而挺进国际。

正在热映的《让子弹飞》，他只看到了25分钟的片段，“在北京来不及看了，我要去上海看，买票看。当时看样片的时候，我跟姜文说，这片子有拉丁国家的气氛，是中国第一部意大利式的西部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曾经自己创造出过这种类型的电影。”这种电影类型，后来对于国际影坛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日本的三池崇史拍过《寿喜烧西部片》，韩国的金知云拍过《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都是向这种类型致敬，但他们都没有姜文成功”。在他看来，这部电影“喜剧和悲剧结合，对国际市场有突破性”。

他毫不掩饰对姜文的欣赏，“他拍《红高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了。看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后，我立刻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我不知道说什么，就唱了一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费里尼’。”

“我真的认为中国已经有了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和罗西里尼，这些中国导演有他们的原创性。”但马可-穆勒并没有点出具体的对应关系，“我觉得如果罗西里尼活着的话，会特别喜欢《秋菊打官司》。《三峡好人》也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

中国日益蓬勃的商业片，在马可-穆勒看来十分值得肯定。“徐克的《狄仁杰》今年威尼斯最受欢迎的华语片，是有艺术元素的商业片；《精武风云》也很受欢迎。”他认为电影要走向国际市场，策略非常重要。

“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电影市场，除了法国基本都被好莱坞占领了60%到70%的份额，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电影，剩下的空缺就很少”。这种份额的争取，“如果不是一场战争，也是一场战斗了，要制定战略，要提前准备”。美国电影《摔跤手》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威尼斯是个很好的平台，它来的时候，除了法国之外没有地方买它的拷贝。他们在威尼斯做了大量宣传，演员全部都来，接受了很多采访，所有媒体都有报道。电影节快结束的时候，导演得到了他们获得金狮奖的消息，突然美国的所有电影发行公司都想购买这部电影。”（文：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