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保卫战”：电子城到艺术区华丽转身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中的第三产业逐渐代替了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许多传统工业基地结构性衰落；同时，信息社会新的生产、通讯、运输技术和方式出现，原有工业、交通、仓储用地的功能布局、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新的要求，导致空间功能衰退。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备受瞩目，与此同时，尽管有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30年来，政府的力量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权威作用。

798艺术区

位于北京市场’阳区大山子的“国营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简称“718联合厂”）曾是国家重要的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属军工部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盛极一时的企业开始衰落。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记载，1993年6月，北京市政府通过《北京电子城方案》，将占地10.5平方公里的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正式定名为“北京电子城”，确定其为边界清楚的独立的重点规划发展单位，确立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718联合厂原厂址将被打造成为电子城的一部分，事实上，该空间的产权所有者七星集团亦已经开始与开发商联系，计划将土地卖出，建造楼宇。

如果依循由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空间发展模式，718联合厂原厂址将成为第二个海龙大厦（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电子大厦）。那么为何后来这里变成了798艺术区呢？并且，2003年，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798空间重塑了北京的新风格。2006年底，798艺术区入选为北京文化创意聚集区，赢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2008年奥运期间，798与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并列，成为重点旅游接待单位，于是，坊间便传有“长城、故宫、798”之说。在短短几年里，798攫升为国内最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区，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那么，在中国现代转型期背景下，来自民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股力量是如何超越并战胜“金”、“权”，从而改变了空间的功能走向的呢？

从封闭的单位大院到大院的碎片化

1953年，718厂为建厂征地，如今的798所在地酒仙桥一片被纳入了“全民”所有的范畴，土地由集体所有变更为全民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二条，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像同时期许多其他的大厂一样，在718联合厂具有一种典型的特点，即国家权力占据主导：政治审查等严格的准入制度、政治学习的思想规训以及完备的福利。这无不促进了大院的社会整合，使得718联合厂成为一个被制度与其他空间隔断开来、相对独立的空间。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土地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全为政府所有，国有企业单位就好像一个个不同的生产车间。在日常运行中，政府的干预使得国有单位对于土地的决策权、收入支配权和资产转让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产权的三个基本权利被弱化。国企在改变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外部化管理的控制方式以后，在不变更产权关系（主要指所有权）的前提下，对国有资产实施经营方式上的变革。具体而言，国家继续保留了对国有企业的调控能力，但国有企业的经营主体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内部运作空间。国家对国企单位的全面控制已不复存在。

在政府放权和市场化双重力量作用之下，单位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和利益整体的意义日益突出。2000年12月，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七星集团”）成立，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北京市国资委）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出资，借助国家债权转股权政策，以原700、706、707、718、797、798厂等单位为基础组建成（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原798厂为分公司。751厂改制成“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正东集团”）。2002年末，原798厂重新进行整合，组建“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单体体制的改革以及空间的市场化因素给原718大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产权明晰上。原718大院的使用权由政府出让给七星集团和正东集团等企业，周边地区则归属于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为保密单位，宏源公寓原属七星，后出让进行房地产开发，其中七星集团占地面积32.4公顷，正东集团22.73公顷。具体产权分布如图1所示：

其次，大院空间市场化。在市场力量的裹挟下，原718分厂第一个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并在主办公楼的废墟上盖起了二十几层的宏源公寓，2002年宏源公寓建成；大山子地区电子城规划改造时期，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并临时将闲置厂房出租，2000年之后大批艺术家入驻；2002年，“七星集团”向原电子部提交所在地区的详细规划：拆除原有厂房，在其上兴建电子商业园区和高级写字楼，七星集团计划将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因此最初与艺术家签订的租房协议的租期都在2005年底终止。

保卫798：民间力量参与决策

电子城还是艺术区？718大院是拆迁还是保留利用？一方面是推土机式的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建设方式，另一方面是有机自然式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生存发展方式；一方面是国家市场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新的社会群体DD创意阶层的抗争，两种空间形式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进入到718大院的艺术家们首先形成了一个“不对立”的非对抗性抵制的共识。参与了保卫798运动的艺术家黄锐在2006年接受了《大美术》的采访，当被问到“作为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对这几年来举办艺术节有什么感受”时，他是这么回答的：“艺术家的聚集以及后来保护与拆迁激发了矛盾，当时已经驻进来的艺术家们在我这里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一些解决的方案。当时我就提出不要对立，要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只有举办艺术活动，做艺术节，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在这种共识下，798里以黄锐、徐勇和李象群等艺术家为代表的798精英发起了一系列保护798的实践活动。

虽然真正的艺术节到2004年才有机会举办，但2003年4月的“再造798”活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艺术节的预演。这次艺术活动由徐勇和黄锐发起，在活动的计划概要中，明确提出“加强连带关系”、获得“广范围的理解和支持”的目的在于：一、在不影响各位艺术家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加强相互间的连带关系，使艺术区的形象运作达到良好的社会影响；二、一定程度地开放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及工作内容，使我们的再造计划得到广范围的理解与支持。该活动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徐勇的时态空间里的一个名为“回音”的当代艺术展，另一部分是各艺术机构和工作室对外开放，活动动员当时在798里所有的艺术家工作室、艺术机构、画廊、酒吧都参加，在2003年4月13日那一天同时对外开放。“再造798”的活动持续了一周多。4月13日，艺术圈内圈外观众两千多人来观展，出现了北京当代艺术活动空前的规模，多家媒体的广泛报道，使798厂声名远扬。

紧接其后，5月，徐勇、黄锐又发起以抗击“非典”为主题的“蓝天不设防”艺术展，在798时态空间展出。9月冯博一策划的“左手与右手”中德文化艺术展在798的时态空间和大窑炉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尝试以民间的方式和立场来举办国际性当代艺术展。3次大型的主题艺术展内容涉及摄影、行为、音乐、地景等方方面面，每次参观展览的人数均在2000人以上。798内丰富的艺术活动成为国外媒体寻找中国变化迹象的证据。2003年美国的《新闻周刊》“首都风格”评选中，北京成为前12个城市之一，理由首先就是以798的空间重塑说明北京的新风格。

黄锐在一次采访时说：“把‘798’的名号打出来是一件我们刻意去做的事情DD你不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谁会来帮助你？我们是策动整个社会来保护这种老建筑。”以“再造798”为序幕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不仅加强了798内艺术家、艺术机构的凝聚力，更争取到了艺术圈内外的注意，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广泛地动员了各类群体，成功地为保留艺术区奠定了舆论基础。

临拆迁危机，以黄锐为代表的一些园区内的艺术家走访了718联合厂的老职工，还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内容涉及718联合厂的开工典礼、政要视察、中德合作、生产劳动、政治运动、文体活动、生活福利、基础建设、建筑，留念与合影等方方面面；他还找到健在的第一位718联合厂厂长李瑞、718联合厂首任总工程师罗沛霖、798首任厂长傅克，以及工程师冯怀涵等人，请他们回忆叙述718厂的建设历史。黄锐将这些资料编撰成汉英对照的《北京798：再创造的“工厂”》一书，并最终由798艺术区内的八艺时区出版。在2004年出版后，这本书被发送给北京各政府机构。在后来的访谈中，黄锐这么解释：“编这本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保护这个老工厂。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开始挖掘这个工厂的历史……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是想给政府一个启示，一种情绪上的冲击。这儿过去有辉煌的历史，国家投入那么多，而且还曾是一个时代的骄傲。”黄锐说。

从黄锐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编撰《北京798》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住即将拆毁的工厂，而采取的方式是挖掘历史、唤起人们对工厂的集体记忆。2004年4月，八艺时区还出版了摄影师朱岩的《798》画册，画册中80个人物都是早期入驻798的艺术家，这里面有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隋建国、音乐人刘索拉、出版人洪晃，还有退休建筑师美籍华人朱钧、舞者冰冰等等，画册记录了每一个人物在798的生活状态。

艺术家借助718联合厂老职工的语言、故事、图片以及在场互文的厂房建筑，建构了一个关于718大院的集体记忆，通过叙事，718大院的“历史”意义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建筑”意义，使得建筑空间（而非718联合厂的下岗工人）与国家历史相关联。不仅如此，这种集体记忆还经由文本刻写、复制和传播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同时期《798》画册的出版则通过图片叙事建构起一种近期的、短时的集体记忆，隐晦地指出了718大院的未来走向。

合法诉求：人大政协提案

要保留718大院不被拆迁，重新修订城市规划，必须获得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在“不对立”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家寻求在制度框架内来解决保留798的问题，以免798里的艺术家成为一个与政策对峙的“流民”群体。2004年2月18日，798艺术区内的雕塑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当年北京市“两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的议案。议案中提出了关于保护798艺术区的“五大价值说”。议案把以798厂为代表的大山子艺术区的发展与城市规划的矛盾摆上桌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正式评估该地区的潜在价值，在拟订发展规划前暂停实施原有规划。李象群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回忆道：“当时物业说准备把地卖了建公寓，大家都紧张了，开始出谋划策想办法。当时我正好要去开人代会，就决定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议案提上去。”

正是由于798的创意产业阶层积极参与空间的建构以及开展活动的影响力，引起了官方的重视。2004年3月中旬，当时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与部分市政协委员前往798厂视察。4月8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龙新民也到798视察。自2004年7月以后，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以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等先后对798进行过明察暗访，形成了谨慎的积极态度：“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2005年3月成立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北京市规划委、发展改革委、安全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并于2005年中期将研究成果上报北京市政府，刘淇对该报告作出了对798“建筑物的保留方式需认真对待”的指示，初步明确对艺术区内四栋50年代德国专家设计的特色厂房建筑进行重点研究。这一来自政府的决策虽未明确空间的未来趋向，但有效地遏制了718大院的拆迁进程，暂时保留住了物质空间，在“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时间间隙中，艺术家们积极实践，为逐渐将718大院转变为798艺术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类似798空间的都市运动的意义并非在于集体行动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社会运动的行动网络，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学习差异的观点和立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通过对民众参与空间建构的研究，我们似乎看到了创意阶层群体的大致边界轮廓，并认为在政府认可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都市运动或许是中国通往“公民社会”的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