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是艺术

艺术家本人成为其作品中主角的现象在国内当代艺术界似乎越发常见。方力钧和岳敏君是这样，吴山专和耿建翌曾经做过，张洧艾未未、马六明同样如此，刘瑾、洪浩和海波也早就开始。众多的艺术家们都希望用这种形式来展示自我，吸引眼球，创作自我崇拜的新形象。邱志杰在他的个人照片上画上鲜红的“不”字；琴嘎和黄岩把自己的脸和背当作为画布，挥毫泼墨，写意山水。苍鑫四处奔波忙于用舌头舔地，并乐此不疲地用相机记录自己的偏执行为。还有迟鹏，1980年代生的艺术新星，被闪动的红色飞机追逐着裸奔着跑过城市……

“我”即是艺术

在我们这个曾经以集体主义、领袖崇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国家，自我崇拜成为新的潮流。尽管没有精确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以“我”而作，但是许多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负责人以及常去画廊和美术馆看展的艺术爱好者都知道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这种“自我”艺术是否真的有意义？一些艺术史学者和观察家称，这只是某些艺术家寻找表达主题的捷径。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排斥个人主义、集体无意识盛行的年代过去之后，这样的表达其实另有深意：现在的中国人都渴望表达自己，艺术家们则运用了艺术这种形式去引起外界的关注。

“当代艺术真正在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和精神感受。”沪申画廊总监翁菱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东西都和政治、国家领导人相关。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艺术系的学生们开始思考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情感与幸福以及‘我是谁’这样的哲学命题”。

所有的艺术家都在苦苦追求个人风格，寻找可以让收藏家、策展人以及媒体印象深刻的特定符号。如果你想要与众不同，还有什么比将自己印在画布或照片上更好的方式？画廊参观者们的评论就可以验证这一点。当艺术家站在他们的作品前，观众立即会意识到：“这就是这幅作品的作者──就是他。”

这种潮流并不只出现在中国。像Stanley Spencer, Leon Spilliaert, Frida Kahlo和Chuck Close这些当代艺术家都曾经以自己为模特，创作油画或摄影作品。像毕加索、Richter, Hockney, Warhol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艺术大师们也都曾经从个人生活或周围的人身上汲取创作灵感。

然而，众多艺术家同时创作关于“自我”之艺术，让自己成为油画、摄影中的唯一模特，这样的情况却只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发生在推崇个人价值为主要意识形态的美国和欧洲。

这里有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一些惯于直接利用自我肖像或对自我肖像进行变形的艺术家：岳敏君、方力钧、艾未未、吴山专、张洧马六明、迟鹏、邱志杰、洪浩、耿建翌、赵半狄、尹朝阳、金锋、陈少峰、王兴伟、苍鑫、琴嘎、黄岩、曾梵志、郑在东、海波、杨少斌和盛奇。

岳敏君在创作他的作品时，会先让他的弟弟为他的某个特别姿势拍一张照片，然后依据照片创作他的招牌“笑脸”油画。二十五岁的艺术家迟鹏，也会请朋友帮助拍摄自己的裸体照片，然后再使用电脑软件将这些照片和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物或场所的图像合成在一起。

三十五岁的行为艺术家刘瑾，同样还是拍摄裸体。在照片中，他背着翅膀，挂在建筑物或者树上。在他出售的行为艺术作品《大酱缸》的摄影图片中，他裸身坐在一个巨大的正在不断加热的酱缸中，和身边一头活猪一起忍受高温的煎熬。他的身体就是媒介，他坚持：他就是艺术。

在刘瑾的个人主页上，张朝晖写到：“他的身体只是他艺术实验的材料、媒介、载体和场域。他用身体寻找快感，体验生命的欢狂。这样的艺术体现了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这些华美的辞藻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他利用身体创建了自我品牌，吸引到了人们的眼球。

张洹的创作也基本是这样的路数，不过他的这类创作已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可以说，他熏陶出了一批善于“复制”的艺术家们，但是与他们相比，张洹在创造力上显然更胜一筹，令观者震撼。他频繁地通过自己的身体创作成各种行为作品：他可以穿起一件用厚牛肉块作成的衣服，穿行于纽约街道，看起来像是没有皮肤、肌肉裸露的异人；也可以裸身蹲在厕所，浑身涂满蜂蜜，等候上面苍蝇密集；他拍摄过一组面部表情扭曲的脸部特写，极具煽动性；他还曾跳到一头驴的身后摆出各种具有性意味的姿势；他将一堆书放置头顶，然后破书而出；他以自己的身体塑模，造出金色替身，用来撞击青铜铸钟……

事实上，国内“自我”艺术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回首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艺术家画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肖像或者英雄式的工农兵，用自己的肖像作画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潭。有时，艺术家们都不敢画毛主席肖像，生怕万一失手，画面上细小污点都会飞来一场政治横祸。他们全都是属于集体，并没有真正个人意义上的艺术家，也没有人会在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艺术还是更多地作为某种集体意识的附属物，而非独立意义的个人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兴起了新潮美术的活动，其中有王克平和艾未未等组织的“星星画会”；王广义牵头的北方艺术群体；黄永f所在的厦门“达达”艺术群体；以及由顾德新、王鲁炎、陈少平组成的“新刻度小组”（该小组在1990年宣告结束，所有的成员将他们的几何抽象性画作全部销毁）。

1989年后，艺术家的个人形象逐渐开始出现在作品之上。岳敏君和方力钧，这两位所谓“玩世现实主义”的成员，开始创作卡通色彩浓厚的年轻人肖像，他们在画布上看起来，或是萎靡绝望，或是神经质般的极度狂喜。

方力钧创作的肖像符号是酷似自己的光头年轻人，痛苦的嚎叫着或打着哈欠，似乎在追寻着什么。岳敏君的符号同样也如同脱胎于本人，狂笑的大嘴之下，似乎掩盖着内心的悲伤和颤栗。至此，使用自我肖像来表达个人情感的失落在艺术界慢慢形成了一种潮流。其中许多人的做法或许过于简单、不够纯熟，但他们都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感受。

艺术家们此时普遍都希望能得到国际收藏家的注意，于是毛泽东肖像被无休止地加以利用，因为西方人想起中国就习惯性地会想到毛泽东。涂着口红的毛泽东、站在酒吧后面的毛泽东。这一次，主席的形象被彻底改造重新拼装。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曾作过的一幅涂鸦版毛泽东画像，这幅远离政治语境的作品也非常受欢迎。

1990年代后，行为艺术在北京兴起，情况又有戏剧性的变化。张洧马六明、荣荣等行为艺术家粉墨登场，他们一半像艺术家，一半又像演员，他们的创作叛逆、疯狂、极度荒唐。这些行为艺术作品大多以录像、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下来，他们也就成了“我即是艺术”的先驱者。盛奇曾经拍摄过自己残缺了小指的左手；洪浩用每天收集的私人生活物品做了摄影《我的东西》；赵半狄总是和一只玩具熊猫一起出镜；曹斐做了一份报纸，整版都是介绍她在广州某工厂中做的一个作品，报纸的封面则是她本人的照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想迅速地脱颖而出。

今天，张洹的行为艺术摄影已经卖到了10万美金一幅。曾在行为艺术《芬·马六明》中表现雌雄同体的马六明则开始将他的创作转向了绘画，画面上性别模糊的大头，显然也有艺术家面部特征的烙印。新一代的艺术家们更是将他们自己置于作品的中心。从中央美院毕业仅一年的迟鹏已经在影像艺术圈飞速走红，他的裸体图片也成为本人的金字招牌。

留意当代中国艺术的新动向，你会发现电脑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装置和影像作品在逐渐地增多。但无论如何，艺术家在创作题材上的变化──从伟人肖像到描绘他们自己，这无疑才是最显著的一方面。

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自我”拉开了时代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