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俗戏剧管窥

一

四川，乃巴蜀故地。其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异彩纷呈；而民间长期流行并服用于各类民俗活动的戏剧剧种不少，技艺独特，颇为世人瞩目。当前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民族民间艺术的精神鼓舞下，许多民俗戏剧形态破土而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肯定与保护。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视与保护，这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我国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进行积累传承的一个有力举措。党和政府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十分重视，视为是一项人类文明千秋万代继承发展的重要大事，是关系人类文明有效延续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事。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贺辞中所说：“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是各国、各民族的宝贵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所以它是一项国际性、世界性的大事。为此，我国还于2004年8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也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通知》。并郑重宣布，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令全国贯彻执行。

我省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大省。最近四川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组织“非遗”的调查审核与保护工作。而近年因编著“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已作了不少积累与记载。戏剧方面有《中国戏曲志·四川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曲艺志·四川卷》和《四川傩戏志》《四川少数民族戏剧》等专著面世，其中汇集了许多丰富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戏剧典藏。当然此种积累与巴蜀几千年丰厚的历史文化及众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民俗戏剧相比，尚是沧海一粟，还需大力加强。为此，深入发掘、搜集、整理，抢救性地保护、研究我省非物质文化特别是民间民俗戏剧的丰富资源，成为我省文化戏剧工作者的一项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同时，发掘、整理和研究民间民俗戏剧，还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戏剧理论研究课题，对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戏剧理论研究，诸如戏剧发生学、戏剧延伸研究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综观四川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大地，众多的民族和千姿百态的民风民俗，以及在这些民风民俗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民俗戏剧，种类相当繁多。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国家“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有一批民间民俗戏剧已被纳入国家修撰的艺术典籍之中，另有不少品类还尚待发掘整理，藉以丰富我国戏剧文化的宝库。

我省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蕴藏丰富，形态独特，已被近年出土文物所证实。其中，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已被人们视为珍宝，备加呵护。三星堆出土之古青铜巫师形象，巨大的青铜面具、青铜跪像、人头像以及大量的祭祀器皿及那通天连地的神树神鸟，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等均毋庸置疑地证实，远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古巴蜀大地上即已盛行着祭天祭地的祭祀习俗。其历史较已有记载的“乡人傩”等习俗早之千年。据史书载：殷商时期我国已盛行“乡人傩祭祀”民俗。孔子在《论语·乡党》中说：“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先秦时亦有一年三傩之记载，即所谓季春之“国人傩”，仲秋之“天子傩”，季冬行“大傩”及至岁终祓除邪祟，有方相氏索室驱傩等祭祀习俗。这些民间习俗至今仍在我省各民族中传承与延续。如藏族中奉行“原始崇拜”和藏传佛教信仰；土家族流传的“白虎崇拜”和土家丧俗；羌族的“白石崇拜”和“释比文化”信仰；彝族敬崇“毕摩文化”；以及在四川广大农村中曾普遍存在的“庆坛”和“斋醮”等习俗。究其根源无一不是古时“乡人傩”、“宫廷傩”和宗教信仰民俗的遗存和变异。而在祭祀祓禳礼仪过程中所展示的戏剧表演样式，亦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民俗戏剧遗产。这些民间民俗戏剧形式，几千年来活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俗活动之中，并满足着他们对艺术娱愉欣赏的需求。同时，亦丰富了我国的戏剧宝库，进而为中国戏剧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养分。

据现有资料统计，四川目前流行的民俗戏剧，剧种丰富，样式很多，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如从戏剧成因、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等方面加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为节庆时令性民俗戏剧。此类戏剧有秧苗戏、土地戏、花灯戏、岁终庆坛等，均为逢年过节，祈吉祈福一类民间戏剧。溯其根源它是传统的春祈秋报，酬神祈吉之类的民俗文化的延伸。

第二类，生活习俗性的民俗戏剧。此类戏剧有寿戏、醮戏、娶媳嫁女等活动时所演出的民俗戏剧。一般为庆贺性民间活动的戏剧形态。

第三类，神诞庙会等酬神祈祷的戏剧（亦含民间行会性集会酬神的戏剧）。此类戏剧活动如有遇佛祖、观音、川主寿诞时的演出，剧目有《佛祖寿》《观音得道》《降孽龙》《八仙得道》等。若行“罗天大醮”，则必演出连台本“目连戏”（此戏最多可连演49天），或选演《三孝记》《二郎扫荡》《灵官镇坛》《关爷扫殿》等驱邪纳福的剧目。

第四类，主要为荐亡类民俗戏剧，习称“丧戏”。民间“丧戏”的演出习俗较为别致，可视亡者身份择演主戏。如母亡以《岳母刺字》为主戏，子夭以《安安送米》为主戏，妻故以《湘子度妻》为主戏等。

第五类，少数民族戏剧演出习俗。四川少数民族众多，他们有着独特的民风民俗。如藏族既有信奉藏传佛教的习俗，亦有信奉自然宗教，奉天地日月、山川树石为神的原始宗教习俗。羌族则信奉“白石崇拜”和“释比文化”；土家族有“白虎崇拜”及多神崇拜的习俗。彝、苗、蒙古、回、满等民族，亦各有自己的传统信仰和民族习俗。由于各民族特殊的思想信仰和生活习俗，产生和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戏剧样式和演出风格。如藏戏有康巴藏戏、嘉绒藏戏、德格藏戏和安多藏戏之分，主要演出剧目有《卓瓦桑姆》《诺桑法王》等“八大藏戏”，以及《阿米格冬》《老夫少妻》《猩猩与猎人》《吉祥颂》《琼达与布秋》《格达活佛》等反映民族生活的戏剧；羌族则沿袭自己的传统，在每年“祭山会”或年节，崇祭“白石神”，搬演反映本民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的“释比戏”；土家族、苗族等亦盛行独具民族特色的酉阳阳戏、土戏等戏剧。

诚然，民间习俗亦非一成不变的。伴随时代的发展，生产生活状况的变化，思想观念的更新，虽然绝大部份的民俗得以传承，不过亦有部份习俗，随着时代的变异而逐步淡出生活，新的思想风俗丰富着新的民间习俗。新中国成立以后，受新的思想生活、科学宇宙观、人生观和新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一些新的生活习俗充实到民间民俗行为之中。如现时的逢年过节（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以及重要的商贸活动等，一般都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尤其是每年春节和“八一”的拥军活动，时兴慰问演出，演出剧目也按人们新的思想观念有所选择。随着经济发展，不少民族地区目前已实行剧场售票演出方式，演出习俗亦有不少改变。在舞台演出方面，还采用了现代舞台技术，演出剧目的时间长度和内容形式均有了不少改革与发展，新的演出方式，亦丰富和充实着民族戏剧的发展与变化。

本着对民间民俗戏剧文化的尊重与热爱，本着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我们应该着重于对四川传统的民间民俗戏剧进行发掘与整理，对四川的民间民俗戏剧进行尽可能的科学客观的记叙，旨在丰富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借以弥补以往对民间民俗戏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不足。

二

我对四川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原来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它有什么研究。但由于长时间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加之自己又是从事戏剧专业的，于是有机会对其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尤其是在四川省文化厅长期分管文化艺术工作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工作，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一。由此，接触和参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机会就更加频繁了。此间，我曾参与并组织了四川省少数民族戏剧调查，先后举办了数届少数民族艺术（戏剧）节；1997年10月我省承办了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我又参与综合性大型文艺演出《百花赞》的总策划，重在组织歌舞节目演出，其中四川少数民族歌舞，尤其我省的藏族、彝族、羌族、苗族等一些颇具特色的民族歌舞节目，自然成为整台文艺晚会的“主角”。

1984年，四川开展国家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的编纂工作。编撰和反映四川戏曲的历史与现状，这是一项重大的艺术科研性项目，一项艺术系统性工程。于是，作为主要兼管工作出任省编委会副主任，主管省戏曲志等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由此，参与了提纲制定、初稿、书稿审阅等工作，以及这项国家艺术科研项目的全过程。（该书于1995年由文化部统筹出版发行）编撰戏曲志工作，这是一项需要从政策上甚至是戏剧理论上，参与决策、判断与具体落实的繁复工作。如在确定某些戏剧剧种过程中，对一类民间流行的民俗戏剧，如端公戏、师道戏乃至杂有佛道法事或巫觋迷信活动的一些民间戏剧活动，过去曾简单地认作为封建迷信活动，弃之如敝履。还有一些戏剧形态，有的是以法事仪式贯穿戏剧演出过程（如梓潼阳戏等），由法事仪式开头，戏剧分别插入在法事仪式之中；有的以法事仪式与戏剧形式共同组成演出（如芦山庆坛等）；有的是与法事仪式分别独立组合于仪式过程，如法事开场请神、祈神等。戏剧演出在法事段落中独立演出，而演出者法事部分由道士、僧人、端公班人员充任，戏剧部分则由戏班或端公班人员组织实施。但其根本一点，它们都是以戏剧面貌活跃于民间庙台、农家院坝乃至堂屋之中，它是一种以敬神酬神、娱神和娱人观赏兼备的活动。有的甚至为解决入夜后，无法安排来客睡眠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即通宵看戏后，次日早晨客人即可回家，所以有人称这种戏叫“大铺盖”，方便服务于广大农村僻壤山寨。以上这种戏剧活动，虽说其主要伴随于农村的婚丧嫁娶活动，但是主要目的是用于娱人。从戏剧高度要求，虽说简陋不够正规，但它毕竟也是以戏剧演出之形式，达到教化娱人之目的。若因此把它排除于戏剧之外，那是不符合戏剧发生发展规律的。再则，若把那些活跃于民俗活动，演出似乎欠“正规”的端公戏、师道戏、民间灯戏，甚至以某一种演出形式为主还杂以别的艺术样式的演剧活动（如以演灯戏为主，其中还夹杂演出歌舞小戏、说唱小段，甚至木偶皮影）不叫戏剧，那又把此种表演划归为何类艺术样式？何况，不少端公戏如庆坛、阳戏、佛道戏的本身主体是法事过程，兼杂以娱人为主，或宣扬佛道教义的故事表演，如果一概排斥不能称戏剧，那又称为何物？这里面有不少具体的实际问题，也有理论问题，如不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给以合乎实际的妥善处置，一味地以某种“戏剧”概念去硬套，或用某种已发展成熟，又有完备表现程式的演出样式去衡量，对已出现于群众文化中的种类众多、形式多样的民间民俗戏剧活动，定会得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经过认真调查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以上存在的种种戏剧表现形式，我们从实际出发，戏剧分类上，对主导婚丧嫁娶活动中的演出活动，分别纳入其本来的戏剧门类（如歌舞、灯戏、杂技）；对其主要为酬神还愿、祈求吉祥以及所谓“打醮”一类仪式成套，在法事仪式中附以戏剧表演的演出（如庆坛、师道戏、端公戏），视其演出主要剧目情况，分别纳入“四川傩戏”或直称佛坛戏、师道戏或某某坛戏，甚至冠以某某少数民族的戏剧。这样从大抵的分类上予以厘清。至于个别戏种中，内容优劣、形式不规范等现象，则对某个戏种，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某些理论上争论，采取不强求一致或暂不硬下结论，而以“诸说并存”的方式，以保证学术上的民主性、客观性，又避免了因文字上、名词上等细琐的争论，影响工作的进程。自然，对于有重大分歧，史实的出入，则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调查研究的原则，做出较为正确明智的判断。不过方法上仍坚持以史实为依据，以理服人，实行探讨商量的学术研讨的方式，加以讨论协商解决，决不主观臆断，违背学术民主。例如我们在编修《中国戏曲志·四川卷》过程中，由于一些修撰人员对某个剧种持有不同看法，我们仍坚持学术民主，给以妥善处理。

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对待“嘉绒藏戏”剧种一事，颇具典型性。在编修过程中，一些部门，一些人员对流行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等藏语嘉绒方言区的嘉绒藏戏，持有否定态度，而一部分人则据理力争其存在，双方发生激烈争议。而且，此种争执，长达数年之久，未曾取得一致意见。其中主要还是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的认识问题。“嘉绒藏戏”剧种一事，本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如果处置不当，或者羼杂个人情绪，弄不好会引起民族感情的问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承认嘉绒藏戏的存在，就是不承认嘉绒藏人的存在。为妥善解决这个本是学术认识问题，但却又牵扯部分人的民族感情问题，我们与四川省民委领导同志经过多次协调，并由省戏曲志编辑部和阿坝州文化局、马尔康县文化局等有关部门商定，决定召开一次“四川嘉绒地区藏戏问题研讨会”，邀请省上与阿坝州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专家，及有关修志人员进行一次深入研讨。会上以事实为依据，心平气和地讨论嘉绒藏戏存不存在的问题，不涉及承不承认某个地区民族等的感情问题，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心悦诚服地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会间，通过省民委有关负责人，阿坝州、马尔康县、甘孜州政府领导和文化部门，以及特别邀请与会的嘉绒藏戏戏师、演员，和有关修志人员提供的大量历史的、现实的资料，充分表明嘉绒藏戏在四川藏族嘉绒方言区的存在已有千年之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宫史续编》中曾记载当年乾隆皇帝生日及过年节在太和殿筵宴时，演出嘉绒藏戏并受到乾隆夸奖。而阿坝州有关人士还提供了“十八土司”时期，于松岗、梭磨、党坝部落的演出资料。马尔康党坝乡戏师罗尔依，还展示了他们近期演出的资料、剧团的活动、演出剧目以及藏文书写的剧本等，向大家作了生动具体的介绍。

经过三天时间的情况交流，各地调查报告的宣读，以及几位戏师的现身说法，藏学专家对嘉绒藏族历史介绍，特别是清乾隆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嘉绒藏人核心区）的军事征服，并掳去千余嘉绒人（其中有剧团演员）至北京郊区（取名嘉绒村），然后为清廷演出《吉祥颂》等戏剧和乾隆看戏后的盛赞（均载《清宫史续编》）等的情况；大量史料和尚活跃于大金、小金、党坝、丹巴等地演出的剧团、班社、戏师和演员的介绍，令人信服地说明，嘉绒藏戏产生于阿坝与甘孜州交界处的摩尔都山的嘉绒地区，而且自唐肃宗年间起，一直流传在四川藏族嘉绒方言区。嘉绒藏戏剧目丰富，其中有一出歌颂抗魔英雄阿来格冬（或格冬特青）的传记性大戏，被视为嘉绒藏戏的保留节目，自唐肃宗时期在金川广法寺落成典礼上演出后，至1992年还由马尔康活佛华尔丹重新编写后，在马尔康正式演出。经过会议讨论，在大量丰富扎实的史料、调查报告、现任的戏师、剧作者提供的资料的事实面前，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融洽了感情，增强了团结。不仅如此，嘉绒藏戏这个藏戏剧种，不但在四川地区得到了公认，而且在西藏、甘肃以及北京的藏学研究家、藏戏工作者也得以认可。现嘉绒藏戏已被广大藏学界、藏戏界作为藏戏的一个剧种，纳入藏戏的戏剧行列之中。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也获得了不少教益。现在，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保护，藏戏剧种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巴塘藏戏、色达藏戏作为省级“非遗”项目单列，更有助于我们对藏戏剧种认识的深化。

因而，四川民俗戏剧的材料搜集、调查研究、编纂辑稿的过程，仍是一个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如对原来不甚熟悉的少数民族风俗风情，为了工作而深入到各民族民众中去了解、搜集资料；而为了解决问题，虚心请教当地群众；发现问题，便与有关部门商量以探求妥善合理地加以完满解决。看来从工作中学习，边工作边调研边学习，也是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因为，为了特殊的工作任务，就必须从实际中调查、了解，这是个学习过程；工作中出现问题，于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与方法。边工作、边学习，干中学、学中干，会使我们得到许多新的知识积累，并获益匪浅。例如为了要调查少数民族戏剧艺术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必须走出去，走到少数民族群众中了解学习。为此要有计划地深入到雪域高原或群山峻岭、辽阔草原或边缘僻地，进行艰苦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后，亲自搜集宝贵资料，在征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系统编撰少数民族戏剧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书籍。我们的阿坝、甘孜、汶川、茂县、北川、平武和大小凉山，以及长江边酉水旁的山寨、村落，以及那里的藏、羌、土家、苗家、彝、壮家等少数民族同胞，都是我们从事第一手田野调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对戏剧文化研究工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人文宝地和优秀民族。如此，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使读者感觉到它涉及面较为广泛，反映的民俗风情独具特色，对鲜为人知的事迹，给以鲜活的认识。我们也才会为反映介绍四川各少数民族特色鲜明、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才能为促进我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四川乃至祖国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积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保护、传承、发扬，尽到了一点责任和微薄的奉献而倍感欣慰。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四川民俗戏剧，仍必须将1997年重庆市直辖前的原川东地区纳入调研视野，藉以统摄一个富饶而重要的文化生态圈的壮美灵魂。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化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