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巴蜀佛教义学述论

巴蜀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时间可以上溯到东汉中期（125年）。然其传入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被民间信仰收摄在内，直至魏晋才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信仰。故旧时言巴蜀佛教者，每以晋僧法和、昙翼等人入蜀作为标志。

关于晋唐巴蜀佛教，杨耀坤、龙显昭、黄夏年、向世山诸位先生已经做过粗步清理。而其关注，则主要是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上。本文专就晋唐巴蜀佛教义学予以探讨，期望能与诸位先生的研究形成互补，同时纠正禅宗崛起以前巴蜀佛教义学无可称道之偏狭认识。不当之处，亟盼指正。

一

尽管巴蜀佛教并不起于法和、昙翼入蜀，但就目前所见的材料，巴蜀佛教义学确然应从二僧开始。法和，荥阳（今河南荥阳）人，与道安同学，师事于佛图澄。《高僧传》言其“善能标明论纲，解悟疑滞”，说明其在经义解说方面造诣很高。东晋兴宁二年（364）入蜀，至太元四年（379）离开，法和在蜀弘法前后共15年，“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北上长安后，法和参与了道安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尤其长于阿毗昙系经论，是故本觉称之“精通数论”。由此推测，其在巴蜀弘法期间，阿毗昙学也应是其主要弘传内容。昙翼，一称羌人，一称冀州（治今河北高邑）人，师事道安。太元十九年（394）以后入蜀，义熙元年（405）离开，昙翼在蜀弘法前后共11年，极得刺史毛璩器重。《高僧传》称昙翼“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其在经解与律行方面应皆可为巴蜀佛教僧众所法。

在早期巴蜀佛教义学的展开中，慧持的入蜀亦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慧持（337～412），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为名僧慧远之胞弟，精研《法华经》与阿毗昙学。东晋隆安三年（399）入蜀，住锡成都龙渊精舍，“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在巴蜀弘法期间，其所精研之《法华经》与阿毗昙学应皆获得了阐扬。

不难看到，伴随域外高僧的相继入蜀，东晋时期巴蜀佛教义学已经有了较好的开展。其中，昙翼作为荆陕一系的代表人物，慧持作为庐山一系的代表人物，都被慧皎视为义解的一代名僧，分别以“言初”、“上首”予以评价。而其侧重，则主要是在阿毗昙学方面。这与中国早期佛教颇重禅数的情形吻合。

二

据龙显昭先生统计，南北朝时，佛教基本典籍已在巴蜀得到广泛传播，仅见于《僧传》记载的即有《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宝积经》、《无量寿经》、《观音经》、《涅经》、《华严经》、《大品般若经》、《大集经》等，外如《成实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阿毗昙论》等大乘经论也已流播巴蜀。以佛教经论的广泛传播并域内外高僧的频繁往来为契机，南北朝时巴蜀佛教义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颇有声名的义学高僧。

东晋时期，巴蜀僧人修习禅定已较普遍，如僧生、贤护、法绪等皆在此一方面有所表现。然禅定为实践的功夫，禅学乃理论的阐发，非为一事。故就已有文献的记载，巴蜀禅学实当自南北朝始。僧隐，陇西（今甘肃陇西）人，因慕玄高之名往依，“学尽禅门”，其后复游巴蜀，“专任弘通”。道法（?～474），敦煌（今甘肃敦煌）人，“专精禅业”，刘宋时入蜀，受请为成都兴乐、香积二寺之主。昙摩密多（356～442），Y宾人，“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门户，极甚微奥”，宋元嘉元年（424）入蜀。良耶舍，西域人，“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宋元嘉九年（432）入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法期，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从智猛谘受禅业，“猛所谙知，皆已证得”；后遇玄畅，再拜玄畅为师，“十住臂门，所得已九”。玄畅赞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又有龙华寺道果，“以禅业显”。他如昙弘、法成、慧览、智猛、道汪、玄畅、昙晖、僧副、普恒、道仙等等，无不在禅学方面擅有声名。从良耶舍“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到僧副“庸蜀禅法自此大行”，再到道仙“禅学之侣，相次屯焉”，可以看出这些高僧对巴蜀禅学的影响之大。杨耀坤先生认为巴蜀禅学于齐梁时有一弱变，事实恐非如此，终南北朝巴蜀禅学都一直较为兴盛。

除禅学外，良耶舍对阿毗昙学也颇有研究，并与“数论通敏”的智训等人一道，推进了此时巴蜀毗昙学的发展，其影响则至隋时慧远尚有余绪。

随着宝渊、宝海、智方等人外出学法归来，成实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佛教义学派别，南北朝时迅速在巴蜀得到弘传。宝渊（466～526），阆中（今四川阆中）人，齐建武元年（495）东下京师，从僧F研习《成实论》，“经涉数载，义颇染神”。未几，再投开善寺智藏门下，“勇励辛勤，有倍恒日”。学成之后返回成都，住锡于罗天宫寺，“标定义府，道俗怀钦”，“论筵频建，听众数百”。宝海，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梁天监年间（502～519）东下京师，依法云修习《成实》，“旁经诸席，亟发清誉”，后还蜀居谢镇寺，大弘教法。智方，资中（今四川资中）人，与宝海关系甚密，相谐东下京师，依法云修习经论，“机辩爽利，播名杨越”。后还蜀，与宝海相与传讲，名动一方。宝渊开讲《成实》等论“听众数百”，其影响之大由此可知。至于宝彖（512～561），《僧传》言其出家受具后修习律典、《成实》首尾数年，《成实论》似已成了巴蜀僧人普遍修习的经论之一。

“三论”之学起于关河学派，至于僧朗而成气候。南北朝时，巴蜀弘传“三论”的有玄畅。玄畅（416～484），河西金城（今陕西华县）人，就学于玄高，“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刘宋末入蜀，初止于成都大石寺，后隐于广阳（今四川茂县西北）齐后山，对“三论”之学在巴蜀的弘传居功至伟。

至于《毗尼》、《十诵》等律藏的研习，早期入蜀的高僧如昙弘、僧隐、法成、慧览、道法并有较深的造诣。昙弘，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初隐于麦积山中，与玄高为友，专精禅、律，刘宋初入蜀，“道洽成都”。其如僧隐，《僧传》称之“妙通《十诵》”、“深解律要”，为南北朝时推动巴蜀律学发展的关键人物。法成，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人，“学通经律”，元嘉（424～453）中入蜀，曾于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开讲律学。稍后，“博涉律部”的良耶舍、“研综经律”的道汪（?～465）、“洞晓经律”的玄畅次第入蜀，再次促进了巴蜀律学的发展。至于法琳（?～495），晋原临邛（今四川邛崃）人，“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及僧隐入蜀，往依学律，“诸部毗尼，洞尽心曲”，成为巴蜀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位律学高僧，“益部僧尼，无不宗奉”。他如“少善律学”的道房、“专精律部，大明《十诵》”的智称（430～501），则可视为巴蜀律学发展的直接传人。慧皎曾经高度赞誉智称，言其“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

大乘经类的探讨始于《般若》，进而至于《法华》，再至《涅》，义理上则有般若性空、三乘归一与涅佛性的论题演进。《法华经》在巴蜀的诵读，东晋时期已成风气，如僧生、慧持、法绪等人均极重视。至南北朝，僧隐、法泰、僧崖、超辩、法建等人续在此一方面有所贡献，多被惠详《弘赞法华传》列入感应神僧之中。然就义理而言，似唯宝彖别有研习。宝彖，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不啻精于律典、《成实》，且曾著有《涅》、《法华》等疏，“皆省繁易解，听无遗s（闷）”。进至涅佛性学说的研讨，西行求法归来的智猛应有很大贡献，其所翻译的《大般泥洹经》在佛教义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道汪、慧韶、宝海、宝彖等人亦对涅佛性学说有较高的修养。在京师时，宝海曾受梁武帝敕与论佛性，倍受赞誉。

依《僧传》载：“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玄）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按黄夏年先生的意见，其意义当不止在巴蜀，而是“开创了《华严经》在中国讲说之始”。同样，因见《大集》一经未弘蜀境，宝彖隐居山中为之疏记，及成开讲，听众闻所未闻，“莫不叹悦”。

佛教义学至南北朝，先后形成了毗昙、成实、三论、四论、摄论、十诵律、四分律、涅、地论、净土、楞伽等学系。其中，毗昙、成实、三论、十诵律、涅等学并在巴蜀有所弘传，说明此时巴蜀佛教已与中原融为一体，且受南方的影响更大。《僧传》记载，智方与宝海双双游学归来后，每在一起讨论佛学。南北朝时巴蜀佛教义学之盛，与此频繁的讨论不无关系。至于此时巴蜀僧人的义学水平，僧崖烧指焚身时曾与众僧频繁问答，我们可以从中略窥一二：……有问：“烧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或有问曰：“似有风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对，何谓为空?”答曰：“四大五根复何住耶?”众服其言……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门宝海问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萨受烧都无痛相?”崖曰：“众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众生受苦，为实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萨自烧，众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犹如烧手，一念善根即能灭恶，岂非代耶?”时普法师又问曰：“二家共诤大义，终莫之决。一云佛智缘无相理，理是缘境，智是能缘。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谛。何者为定?”崖曰：“佛即无相，无别异相。”海法师曰：“佛即无相，无相之相本无异相。若如此者，菩萨即释迦观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狱，代苦众生，愿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愿，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时众生尽也。”又问：“药王等圣何故成佛?今菩萨独未成佛，而救众生，是则前佛殊堕。”答曰：“前段众生已得药王意，今众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将落之花也。”故其应对一时，皆此之类。

就中既有对般若空性理论的深刻把握，又有对佛性皆如学说的灵巧化用，“表明上看是属于解脱主题性质的论争，其实，反映的是深层次的佛性问题”，绝非浅显之辈所可凑对。正因如此，西魏袭取巴蜀后，大批巴蜀高僧被迎入长安──“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地内大有名僧皆被拘禁”，成为北周初年佛教的领军人物。按照杨耀坤先生的意见，北周初年巴蜀大德高僧应已多被集中长安，留者无几。由此更见此时巴蜀佛教义学水平之高，已经不让南北佛教义学盛行之区。

三

降及隋唐，巴蜀佛教义学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按照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专以弘阐佛教义理为事的高僧计有120家，较常弘阐的经律论疏则有《大涅经》、《摄大乘论》、《四分律》、《法华经》、《华严经》、“三论”、般若系经典、《十地经论》、《维摩经》、《胜鬘经》、《大智度论》、《成实论》、《大乘起信论》、《俱舍论》、毗昙系经论等。其中，如《摄论》、“三论”、律学的弘阐，巴蜀都是重要的中心之一。

唐初佛教义学，以《涅经》与《摄大乘论》的弘阐最得时尚，“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摄论》最为繁富”。按佛教文献记载，隋唐时期巴蜀弘阐《摄论》者有慧远、灵觉、道卓、道基、道因、慧景、宝暹、慧熙等人。慧远本蜀人，于北周末北上长安访道，习得《阿毗昙》、《俱舍》、《地持》、《成实》、《毗婆沙》、《摄大乘》等经论后，返回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推动了巴蜀佛教义学的发展，尤其是《摄论》义学的引入，直接导致了后来巴蜀摄学的兴盛。慧远之后，“有学士灵觉、道卓，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逸（晚）还益部，弘赞厥宗，故岷洛（络）《摄论》由之而长矣。”按道宣的记载，灵觉、道卓皆为智凝弟子，智凝师从彭城靖嵩研习《摄论》。道基（577前～637），东平（今山东东平）人，14岁时游学彭城，“博听众师，随闻成德”，“讨论奥旨，则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则思超文外”。大业（605～616）年中召入慧日道场，被众推为“玄宰”。隋末大乱入蜀，住锡于成都福感寺，“敦阅大乘，弘扬《摄论》”。道基摄学直承靖嵩，且为当时海内景仰的摄学大师。他的入蜀，把巴蜀《摄论》义学推到了全国前列的位置。道因（587～658），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初诣灵岩寺出家，转投彭城靖嵩门下学习《摄论》，深得靖嵩推揖，“每敷《摄论》，即令覆讲”。值隋末丧乱，避难入蜀，住锡于成都多宝寺，“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道因佛学宏阔，《涅》、《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对法》、《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无所不通，而尤长于《摄论》、《维摩》，其对巴蜀《摄论》义学的影响之巨，应该不在道基之下。此外，“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慧熙，成都郫（今四川郫县）人，受俱足戒后，遍览经律，尤其精于《摄论》与“三论”，曾以尘识之义难问道基，晚住成都空慧寺弘扬摄学。以其批评道基摄学尚未打通小乘与大乘判断，慧熙摄学应有很高的造诣。而与前面诸师不同，慧熙基本上是巴蜀本地培养出来的摄学高僧，由此足见唐初巴蜀摄学的水平之高。隋时《摄论》之学，以长安、彭城为其中心──长安以昙迁为代表，彭城以靖嵩为代表。就其渊源，巴蜀摄学主要应是承继彭城靖嵩，而其基地则以成都、彭门为其重镇。

与《摄论》义学齐名，就是“三论”义学中心的形成。按照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巴蜀弘阐“三论”的高僧计有慧嵩、慧棱、灵睿、慧震诸人。“慧嵩”当为“慧暠”（亦作“慧皓”）之误。此外，上面提到之“尤耽‘三论’”的慧熙尚不在其统计之列。另有绵州大施寺高僧世瑜，亦在“三论”义学上颇有建树。慧暠（547～633），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幼年出家，后从“世称郢匠，通国瞻仰”的荆州茅山明习学“三论”。隋大业（605～616）间，因念巴蜀“尚昏时网（罔）”，乃溯流江硖入蜀，“结徒日盛，道俗屯拥”。前后在蜀数年，“冲烟总萃，倾味正法”，“无惮游涉”，“咏歌满路”，巨大地影响过巴蜀“三论”义学的发展。慧棱（576～640），西隆人，少闻襄阳闰法师讲“三论”，“文义之间，深有领览”。十六岁受教于尽。州茅山明门下，“深会其旨”。隋末随慧暠法师入蜀弘化，“凡有法轮，皆令覆述，吐言质朴，谈理入微，时人同号‘得意棱’也”。慧暠遭陷入狱，慧棱连带被祸，拘于成都狱中，为囚徒讲说“三论”，“周于五遍”。获赦出狱，与慧暠共返安陆，“惟讲‘三论’”，深得慧暠嘉誉：“自吾讲来，惟汝一人得经旨趣。”灵睿（565～647），益昌（今四川广元昭化）人，隋初高丽印公入蜀传讲“三论”，灵睿依为弟子，后随入京，“流听诸法”。隋末返回巴蜀，住锡法聚寺中弘阐“三论”。慧暠入蜀，往依听讲三年。后返法聚寺弘阐其学，有《成实》师每欲加害，乃还于益昌隆寂寺，“周流讲唱，传化不绝”。灵睿“三论”之学既得印公之传，复获暠公之授，当有很高的造诣，故致《成实》师惧而欲加害。慧震（576～641），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通泉寺僧，慧暠于绵梓等地弘阐“三论”，“大领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遥推”。慧暠离开巴蜀后，慧震“常弘‘三论’，听众百余”，成为巴蜀“三论”义学的有力推动者。世瑜（583～645），始州（治今四川剑阁）人，隋大业十二年（612）依绵州震响寺伦法师出家，复入绵竹响应山隐修。贞观元年（627），梦有四龙来入心眼，大悟“三论”宗旨，乃投灵睿门下，“所闻词理，宛若旧寻”，后住绵州大施寺弘阐“三论”。根据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弘阐“三论”的高僧有15家，而与巴蜀有关者4家，分别在成都、绵州、梓州等地传讲“三论”。通过与隋代的比较，李氏进一步指出，巴蜀地区有所扩展是唐代前期“三论”义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现象。无论是得于慧暠，还是得于慧棱，巴蜀“三论”义学基本上是荆州茅山明系，因灵睿而有印公“三论”之摄，因世瑜而有本土悟解之融，终成巴蜀“三论”义学新象。在此义学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很明显，慧暠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啻影响了灵睿（再传世瑜）、慧震，即是慧棱本人亦以师尊相待。以《成实》师“嫌此空论，常破吾心”而欲加害灵睿推测，巴蜀“三论”义学应有相当水平，至于威逼传讲既久、影响且大的《成实》义学。

以“三论”加上《大智度论》，合称“四论”。隋代高僧神迥（566～630），以传讲《大智度论》擅名京师。贞观三年（629），“遂拥锡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风草；法流亹亹，所至汪濊。”次年，神迥示寂于成都法聚寺，“益州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争趋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烟蔽空，万计哀号，声动天地”。以其示寂之时益州僧俗万人哀恸判断，神迥在巴蜀弘阐《大智度论》的时间虽然很短，而其影响应颇昭著。《大论》义学因其努力，应该是在巴蜀得到了较好的弘传。

南北朝时，因僧隐、法琳、智称等人的努力，巴蜀律学已有较好的基础。以此基础，隋唐之时巴蜀律学续有高誉，如僧晃、智诜、慧主、道兴、昙逞诸人皆为一代律学名僧。僧晃，绵州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人，后依宝彖出家受业。及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研微造尽，彬郁可崇”。北周初北上长安，“进学《僧祇》，讨其幽旨”。隋兴，受命匡御本邑，“刚决方正，赏罚严平，绵益钦风，贵贱攸奉”。智诜（539～618），徐州（今江苏徐州）人，游学入蜀，专习律学。隋兴，应招起赴长安，“敷扬律藏”。后以益州总管、蜀王杨秀之请还蜀，住锡成都法聚寺弘扬律学，被僧道恢誉为“法中王”。慧主（541～629），始州永归县（今四川剑阁东南）人，初为斌法师弟子，后转投姜律师习律，“试听一遍，性若曾闻，乃问十关，无能解者”，号为州内“律主”。后入京选德于甘露寺，“惟听《四分》”。隋兴，敕还本州香林寺，以弘《四分》为业，被道世誉为“持律第一”。道兴（593～659），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东）人，隋末避难入蜀。时有智舜律师，号为“讲匠”，当衢开讲律学。道兴依听五遍，便能复述，“每有异见，（智）舜深奇之”。后至京师，投于智首律师门下，融通律学大义。返回巴蜀，接续智舜律筵，“每年讲席，极为稽引”，四方来听法者无数，至于无地留住。此外，益州福缘寺僧昙逞（575～659），亦是当时著名的“律师”。以及“内修律范，人无间然”的成都法聚寺僧员相，都在巴蜀律苑擅有声名。律学之到唐初，按李映辉先生的考证，弘阐《四分律》者已占主流，达25家之多；而弘阐《十诵律》者减为1人，弘阐《僧祗律》者则已绝迹。然在巴蜀，僧晃不仅“偏攻《十诵》”，尚且“进学《僧祗》”，始终以此二经为律学依持，并在当时获得高名，反映了隋唐之时巴蜀律学在保持传统上有很强的惯性。也因为此，隋唐之时巴蜀律学尚非尽为《四分》天下。《四分》律学引入巴蜀，慧主具有不可埋没的功绩。其北上长安归来后，“常弘《四分》为业”，奠定了巴蜀《四分》律学弘阐的基础。道兴初学也应属于《十诵》一系，后转投智首门下学习《四分》，与道宣、慧瑨、慧满等为同门。他的学成归来，扩大了正宗《四分》律学在巴蜀的影响。隋唐之际，长安是最大的《四分》律学弘阐中心，而以洪遵、智首为其宗师。巴蜀《四分》律学承袭长安，其水平应与后来的南山律学三家逊色不多。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五《释如净传》：“隋末唐初，道宣律师以（智）首《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三卷，稍为会要，行事逗机。贞观已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其所以如此，慧主、道兴等人奠定的良好基础应是根本。不仅《四分》，即是僧晃、智诜等人的传统律学也都名噪一时，曾经先后在京师阐扬弘传，深受嘉誉。如果说《摄论》义学主要还是中原向巴蜀单方面的传播，那么律学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无论是僧晃、智诜，还是慧主、道兴，其初染律学并在巴蜀，而后又皆入京师弘阐深造，终成一代律学名僧。

隋唐巴蜀佛教义学中心的形成，是巴蜀佛教史上值得标榜的一页。然此中心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而域外佛教的影响居功至伟。在这其中，南北朝时的动荡、北周武帝灭佛以及隋末天下大乱当是三个主要因素，刺激了大批域外义学高僧入蜀──—“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而当天下稍安之时，则有大批巴蜀高僧前往域外问道求法。他们的学成归来，拉近了巴蜀佛教义学与域外佛教义学的距离。两者结合，外加别的一些因素，终将巴蜀佛教义学推向了全国中心的地位。前来巴蜀求学问道者不在少数，玄奘兄弟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两个典型。

禅宗兴起以后，伴随剑南禅派（亦称“净众保唐禅派”）的影响日增并南宗禅的扩及，巴蜀佛教义学重心逐步转移到了禅学的研讨发挥方面。即使仍有法融、悟达等僧于律学、唯识义理的后续努力，终于不能一振唐初巴蜀义学的全面辉煌，巴蜀佛教义学由是进入了禅宗独大的时期。

作者

段玉明，1958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