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笔下的延安往事

投奔自由之城

热血青年们打起背包，开始了迈向延安这座自由之城的“朝圣之旅”，这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程。

⊙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北京报道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扎根延安后，从国内外记者发回的各种关于这个边区首府的报道里，国统区的青年们仿佛望见了一座民主、平等、积极向上的自由之城。它如同一块纯净的圣地，对热血青年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出现了。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背包的青年大军，从五湖四海出发，奔赴中国的西北角。这些“朝圣者”的口号很一致──“到延安去！”

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前往延安的青年，至少有3万余人，他们当中有学生、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当年，作家何其芳这样兴奋地描绘着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延安的情形。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途。

陕道难

在当时，想去延安，西安是必经的门户，两地相距近400公里，不通火车。如果从西安开始步行，皆是连绵崎岖的山路，至少要走十天以上。所以，如何在战时搭上一趟去延安的顺风车，以翻越这八百里秦川，这是横亘在许多青年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938年2月末的一天，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个叫徐懋庸的年轻人。这位27岁的作家要求到延安工作。时任党代表的林伯渠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什么时候有去延安的车，还不一定，林伯渠让徐懋庸等人去旅馆等通知。

这一等就是数日。徐懋庸等人天天到办事处去问车，总是说没有。三月初，他们忽然听说，近期有一辆大卡车，会载着国民党的几个官员去延安参加三八纪念大会。于是赶忙到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封介绍信，搭上了顺风车。

几天后，徐懋庸等人和国民党官员同车前往延安。一路上，同行人等谁也不愿意说话，多少有些尴尬。

但抵达洛川的第二天早上，车子刚出北门就坏了。徐懋庸只能在洛川住了三天，直到司机打电话到西安，派了另一辆车来，才继续前进，到了延安。

作家陈企霞的遭遇更加狼狈。1940年1月，陈企霞夫妇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刚到成都，就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车辆无法通行，两人不得不找了当地的旅馆住了下来。盘缠快用完了，只好写信向重庆的亲戚借。

陈企霞的夫人郑重此时已经怀孕，妊娠反应严重，加上一个月等不到车，心情愈加烦躁。一天，她饭后出门散步，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炮弹坑，费尽口舌才让人把她拉上来，回到旅馆后，郑重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好不容易公路通了，道路两旁挤满了一个月来滞留的旅客。此时的人们也顾不得是否舒服了，只要有车就上。陈企霞夫妇挤上了一趟没有顶棚和座位的卡车，再次启程。车子开得很颠簸，沙尘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最后每个人都一脑袋灰，大家互相见了，都捧腹大笑。

就这样，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西安。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登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当车子开入边区，所有人顿时齐声唱起歌来，嗓子都喊哑了。

虎口脱险

不过，与翻山越岭的劳苦相比，另一种难，更让人刻骨铭心。

1939年4月，国民党内部以绝密形式向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从西安到陕北的路途上，密密麻麻地设置了几十个检查站，遇到赶赴延安的青年，便直接扣留下来，送往集中营监禁、教育。

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八百里秦川于崎岖之外，又增添了一份险恶。

1940年11月中旬，一辆载有数名医务人员的卡车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车上就有女作家陈学昭。全体人员身着军装，佩戴着第十八集团军胸章，他们事先得到嘱咐，“行军途中若遇特务问话，你们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理睬。”

12月中旬，当他们行至陕甘宁边区不远的铜川市，突然遭遇国民党的武装人员。一行人被赶下车，关在一个又脏又臭的旅馆内，陈学昭睡在铺着干稻草的泥地上。

审问多在夜里两三点钟进行。一行人一个个被叫去问话：“你们从哪里来？原来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审问者还声称，“共产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一天晚上，陈学昭被叫去，问道：“你们当中哪个叫陈学昭，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

“是男还是女？”陈学昭佯装不知。

“滚！”审问者恼怒地放走了她。

音乐家贺绿汀也有着类似的经历。1941年初，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和女儿，登上了一支开往延安的车队，同行的大部分是当时在重庆的文化人。一行人走到半途，“皖南事变”爆发，气氛一下子紧张到顶点。领队要求每个人都想好一套说辞，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盘查。

一天，车队开到一个小县城，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士兵端着刺刀上车检查，还戳破了贺绿汀的女儿的饼干罐，她被吓得大哭起来。

接着，所有人被赶下车，被押到了一条河堤旁边，面对他们，军队架好了机关枪。

双方在寒风中对峙了良久，在领队的交涉下，众人又被押回了宪兵司令部。又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军官站在凳子上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最后，除了一辆卡车被扣留，其余车辆予以放行。

伪装者

1941年2月，31岁的艾青与几个同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重庆启程奔赴西北。考虑到路途安全，艾青托一位学生，为他弄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参谋的身份证件。

由于这个证件仅允许一人通行，他们便将上面的“一”字改为了“三”字。几个人准备先乘国民政府的汽车到陕西宝鸡，然后绕道耀县，再从这里进入陕北。

行至宝鸡，他们又遇到两个也要去延安的朋友，于是又将证件上的“三”字改为“五”字。为了装得更像，一个同伴还上街把头发剃了个精光，一位女士特意在行李中放了一件新羊皮夹克和一双高跟鞋。艾青也准备了印刻考究的高参名片。

就这样，艾青扮作国民党高参，几个友人，有人扮成高参太太，有人扮成勤务员，有人扮成秘书，有人扮成副官，几个人摇身一变，继续赶路。

当他们搭乘一趟长途汽车赶到耀县时，天色已晚，城门半闭。守卫的军警按三五人一拨，逐个检查证件。轮到艾青，军警用手电照了照名片，又翻查了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手一挥，放他们进去了。

在城内旅馆，几个人悬起来的心稍稍放下，正准备休息，突然一名军警敲门进来，声称局长要亲自看一下证件。将证件拿走后，直到夜深也没有归还。

艾青一行人担惊受怕，彻夜难眠。天刚微亮，几个人爬起来合计，应该赶紧要回证件，城门一开即走，以免夜长梦多。

一个叫罗烽的同伴，自告奋勇来到了警察局，找到了昨夜查房的那个军警，发现此人正在打瞌睡。罗烽一把推醒他，厉声责问道，看证件还要一夜不成？再不给，我们长官就要发脾气了！

对方还了证件。于是，艾青一行人匆匆北行，出了城门。

临近延安，盘查越来越严密。一天，艾青等人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顿时又紧张起来。

罗烽给那位军官的随从递过去一支烟，聊了起来，得知这个军官来头不小，是某警备区司令，在这一带颇有权势。因是杂牌军，一直得不到重用，对国民党颇为不满。

车到宜君，艾青一行人大胆决定，请这个军官吃上一顿饭。此人欣然应邀，在一间小酒馆里，三杯酒下肚，便指名道姓骂开了蒋介石。艾青怕搞出麻烦，赶忙对他说：“还是莫谈国事吧。”一番推杯换盏，双方成了朋友，从此畅行无阻。

1941年3月8日，艾青一行人历尽艰险，终于抵达了延安。当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火把亲自拜会了他们。

后来，艾青回忆这段往事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一趟，他们足足经过了大小47次的检查，才安然到达延安。

“延安处处显得平等”

讲述人：何方，著名学者，1938年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整理

我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一到延安，就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民主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心情也格外舒畅。那时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也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处于我们党的历史上从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

延安当时的生活确实处处显得平等，感觉不到明显的等级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没有压抑之气。到处是欢快的歌声。

我们抗大上课以中队为单位。在课堂上，学员可以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随便插话，随便提问题。我那时候还小，只有十五六岁，就敢于当面和教员争论。有一次学哲学，我就和助教沙英争起来了，争论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提出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他说我不对，我也说他不对，谁也说不服谁。

那时的言论自由，也表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特别是文艺界。

当时延安的文人好像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像萧军等，一派是从前线和根据地来的，像丁玲等。不管哪派，都可以办自己的刊物，互相批评，没有检查。连《解放日报》也发表不同意见。我记得，有一次就登了一篇为京剧《坐楼杀惜》中的阎婆惜打抱不平的文章，说阎婆惜是被压迫、受欺负者，宋江则属于剥削阶级，是糟踏女人的。接着，不少人就起来写文章反驳，说这个观点有悖当时的大背景，因为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阎婆惜告宋江的状，其行为是反动的。

那个时候不论一个连队、一个单位，都可以出墙报，大事小事都可以讲，批评上级组织也可以，点名批评领导也可以。不过大家提的意见还都比较实事求是。这些墙报有编委会，作者只要把稿子交编委会，糊到墙上就完了，用不着给上面看，上面也没有订出检查制度，反正出不了太大乱子。

当时延安轰动的就是中央青委的童大林、李锐等人在大砭沟（后称文化沟）搞了一个墙报叫《轻骑队》，内容多是议论时政和针砭时弊的，文风犀利泼辣，引起好多人去看。

整风前的延安，不但等级制不明显，上下级关系也不很严格。下级给上级提意见，几乎是常事。

我就直接给贺龙提过一次意见。当时我们在抗大上学，公家每年夏天给大家发一套单衣，但从贺龙的120师来学习的人，120师还能再发一套衣服。这就显得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就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在搞山头主义吗？大家都在一起学习，你120师来的学员怎么又另发一套衣服，而其他学生却只有一套衣服。我提完意见，贺龙就派人来给我解释，虽然说服不了我，但至少说明人家把我的意见还是当一回事的。

延安的出版也是自由的，没有审查。特别是文艺界，各派都自己出自己的刊物。当时延安的印刷厂好像也容易办，只要从国民党地区买一套铅字就可以办了。那时延安的出版物还不少，刊物各系统都有，文艺界就有好几个。

各机关一般都有图书馆。大点的图书馆，可以从大后方把各种各样的书都买进来。像毛泽东喜欢看古书，就多是从大后方运进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反革命书”这个概念。

我那时看的旧书，包括中国的外国的，都是在延安看的，像郑振铎的新文学大系，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全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熟读的《红楼梦》也是在延安看的。后来1954年我们在日内瓦开会的时候，有人跟周恩来说，我可以背《红楼梦》。总理问，什么时候看的《红楼梦》？我说是在延安看的。周恩来说在延安哪有时间？我说是挤时间，例如连抬粪时也拿着书看，上山的时候不能看，就默记背诵。

延安整风前，不但什么书都可以看，什么歌也都可以唱。像《何日君再来》、《毛毛雨》这些旧社会的歌，我就都是在延安学的。但这只是同学的歌咏队自己唱的，领导上组织学唱的，还都是抗战歌曲。

我们在抗大，要早集合晚点名，集合起来就唱歌，一般一个连队有一个歌咏干事，自己先把歌学会，再教给大家，这些歌基本上都是救亡歌曲。像《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

和现在的红歌不一样，那时没有歌颂党的歌曲。歌颂党的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在延安唱《东方红》，也是整风以后才普及起来。

我在延安参加过两次选举，一次是1939年直接选举七大代表，当时是无记名投票，我们抗大三分校选了几个代表，这些代表的姓名和简介在墙上一贴，我们就投票。我入党七十多年，参加直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就这么一次。

参加党外选举也有一次，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我们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我们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退出了。竞选时周扬讲了话，说他当选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还批评郭化若不参加会，说你看，他对这个选举不重视吧。但由于我们三分校人数占压倒优势，所以最后当选的还是郭化若。开完参议会后郭化若还向大家解释，上次有人批评我没参加会，是因为军委会有重要事情，我也是请了假的。实际上我是非常重视这次选举的。

在延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一到礼拜日，大家都喜欢到延安北门外的一条大山沟溜达。中央领导也骑着马来，不过很远就下来了，一个警卫员把马拴好看着，一个警卫员陪着他散步。延安的秩序很好，所以领导出来用不着紧张。我就有一次看见何思敬在那里溜达，毛泽东也在那里溜达，毛泽东就和他打招呼（因为何思敬是给毛泽东等讲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所以很熟），他也点个头，连寒暄也没有。

延安有一阵流行唱京戏，从毛泽东到下面的人都喜欢。延安城墙拆掉以后，修建了很多礼堂，有京戏演出的时候就写个布告，有兴趣的人就去看，大人物小人物一大堆在一起，这样的场合我碰到过好几次。

那时候一开大会，领导都参加。大家热闹一阵，互相拉队唱歌，有的喊“抗大来一个”，有的喊“鲁艺来一个”，或者是“朱总司令来一个”，“毛主席来一个”。领导根本没什么特殊，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坐在前排。领导讲完话，一喊散会了，有的人就拿着小本找毛泽东签名，或者题字，一大堆人就围上去了。

（何方口述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