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巴蜀“啯噜”始源探析

一：“啯噜”问题研究概述

“啯噜”是在清代巴蜀人口膨胀与社会分化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边缘群体”①[1]9～12。迄今为止，除了研究近代会党特别是哥老会、天地会时涉及到对啯噜的研究外[2～11]，专门对啯噜进行研究还不是太多[12～15]。目前对啯噜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啯噜是哥老会的重要起源成为比较成熟的看法。《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一文[9]210～216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巴蜀的啯噜会。《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亦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巴蜀的啯噜。不过，该文作者不同意哥老会是啯噜的别名或音转之说，而是认为啯噜与天地会都是以无赖棍徒为中心，从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的民众集团。两者因巴蜀与连接外省的超地方市场流通经济网而接触。随着啯噜与进入巴蜀的天地会的接触与交流，加上与白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以及与教徒、会党的接触、交流，哥老会的山堂组织逐渐固定下来[16]。上述研究将对于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一文对啯噜到哥老会演变过程中天地会所起作用的研究，更加深了哥老会起源于啯噜的看法[11]221～222。还有研究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5]。此外，有些文章持有类似的看法[17]。持这种意见的研究者，偏重于“啯噜”与“哥老”的语音对证，认为“啯噜”与“哥老”在语音上是相吻合的，从而断定哥老会就是啯噜会。

探讨啯噜的起源，自然要追问啯噜起源的时间。《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认为，啯噜最迟应起于乾隆初年。《四川古代史稿》有言，“啯噜子”的活动至迟在雍末乾初已引起关注，然其源始仍不得详考[18]432。《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有言，早期啯噜大约出现于康熙年间[15]263～266。《清代四川通史》详细地考证过啯噜发展的三个阶段：顺治至乾隆中期为初起阶段；乾隆年间为发展阶段，啯噜已由早期的川北、川东个别地方发展到遍及巴蜀地区乃至湖北、湖南、贵州、陕西等省区；乾隆朝以后为继续斗争阶段[19]914～930。

回顾既有研究，研究者们基本上是认同哥老会起源于啯噜的，这意味着啯噜对清代乃至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但是，研究者对于啯噜产生的时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之所以如此，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啯噜的性质、啯噜的基本群众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对于啯噜的性质，研究者众说不一。《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认为，啯噜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雍乾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巴蜀“开精忠山”的结果，而是巴蜀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外省迁蜀的流民和巴蜀本地区的破产无业游民结成的“互助自卫团体”。《四川古代史稿》有言，啯噜系巴蜀民间的一种特殊的“游民组织”。“地方啯匪横行，杀人于市，掳掠勒赎之案，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此确为清代巴蜀社会奇特之现象。《哥老会起源考》一文更是认为，啯噜是乾隆时代巴蜀的“黑帮组织”。啯噜的出现大约在乾隆初年或更早一些，最初主要在巴渝一带活动，其成员多为穷苦的青少年。后来，由于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流民大量涌入巴蜀，便在流民中出现一种武装集团，同巴蜀本地区的所谓“流氓恶少”相融合，形成了啯噜这种“秘密会党”[20]68～73。

这就是说，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啯噜是一种特殊的“游民组织(团体)”，有些学者认为啯噜是乾隆时代巴蜀的“黑帮组织”。但大家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即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迁往巴蜀的流民(游民)和巴蜀本地区的破产无业游民、“流氓恶少”乃是清代巴蜀啯噜的基本来源。《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还详细地指出，加入啯噜组织的，除了外省迁蜀的流民，还有巴蜀本地区的破产劳动者、贫苦水手、纤夫、盐贩、烟贩和一些散兵游勇。可见，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他们结拜啯噜的目的在于“有事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压”。

实际上，判定啯噜这一社会群体的性质，一个重要依据是啯噜的基本群众构成。《清代四川通史》认为，啯噜包括大西军失败后仍坚持抗清的坚决分子等“川省恶棍”、外省流民、金川逃兵、官府吏役、没有获得土地的人。顺其理路，既然啯噜包括大西军失败后仍坚持抗清的坚决分子，就很容易将它最早产生的时间追溯到顺治年间。《哥老会起源考》则认为，实际上啯嚕并非仅仅活跃于老林或陆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当水手和纤夫的穷苦人中，也有许多是啯嚕。这些人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事实上，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了啯嚕[20]68～73。《中国通史》写道，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万人。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包括有巴蜀的“啯噜子”(巴蜀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21]901。

无疑，弄清“啯噜”的活动，对于考察这一社会边缘群体的性质也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写道，啯噜的基本活动是，强乞强买，逢场绺窃。《清代四川通史》认为巴蜀啯噜活动特点一是“流”，就是无固定的住地，走到那里，“抢”到那里，吃到那里；二是“散”，就是三五成群，分散在各州、县活动，没有统一指挥；三是有强烈的报复反应；四是多聚集于州、县交界和山水交错处所以及繁荣的场镇。《哥老会起源考》认为啯噜的活动主要是抢劫，他们“美衣甘食，昼赌夜淫”。

综观既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对啯噜是哥老会的重要起源这一看法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啯噜产生的时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产生分歧的基本原因在于对啯噜这一社会群体的性质认识不一。本文认为，判定其性质离不开两个依据：一是这一社会群体的基本群众构成，一是这一社会群体的日常活动。下文将结合对《清代巴县档案》、《三省边防备览》等相关材料的分析，加深这一看法，并对清代巴蜀啯噜始源进行判断。

二：“啯噜”的基本群众构成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雍末乾初，巴蜀地区开始出现有关啯噜的记载。应该说，此类记载在雍末乾初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此时出现了一个各省人民向巴蜀地区迁徙的浪潮[22]227～277。在“社会结构”①并未发生多大变革的情况之下，突然迎来大量的外省客民，加之巴蜀地区本身正经历着“太平盛世”下的人口骤增及社会分化，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不能获取生存资料或者不能充分获取生存资料的社会成员，于是，这批社会成员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当时巴蜀的“社会边缘群体”似乎都有可能被官府指认为“啯噜”。下文资料将使我们看到，当时人们也区别不出谁是啯噜，往往稀里糊涂地被官府或其他人扣上“啯噜”或“啯匪”的帽子。

至于乾隆中后期，巴蜀地区已人满为患，更多远徙巴蜀的客民及早期迁徙巴蜀的客民繁衍的后代，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处，遂与巴蜀社会既已存在的“边缘群体”成群结伙地飘荡于巴蜀社会，成为“啯噜”。乾隆中后期清朝官府屡次发出严查“啯噜”的“安民告示”，这表明啯噜这个“边缘群体”已成为社会严重的祸患，令清朝政府大伤脑筋。

乾隆四十二年(1777)4月《檄发查拿啯匪告示》，由重庆府“照样刊刻板片，檄饬各属经书赴辕请领印发”[23]105。乾隆四十七年(1782)《从重惩治川省啯匪专条》重申，“四川地广民稀，山路僻远，最易藏奸。各处无籍游民，蚁聚乌合，结伙成群，久为商旅地方之大害。是以例内另立川省啯匪专条，从重惩治。”[24]106

乾隆四十七年(1782)3月15日颁布《巴县严惩啯匪新例》，一方面劝告人们不要出而为匪，“士农工商，各有恒业；医卜星相，并可营生。此外，或樵或采，或雇或佣，皆堪自食其力，不致坐困饥寒。即或命之不辰，穷饿而死，当属清白良民，得以保全首领。”另一方面又颁布严惩条例，“川省啯匪在旷野拦抢未经伤人之案，除数在三人以下者，发烟瘴充军；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从，俱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均面刺外遣二字，如有脱逃，拿获即行正法，但伤人者即将伤人之犯拟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数至十人以上，无论伤人与否，为首拟斩立决，为纵拟绞监候，仍入秋审情实，被胁同行者，发遣为奴，其中倘有杀人夺犯伤差等事，有一人于此，即照场市抢劫之例，将首伙各犯，分别斩枭绞决监候。”[25]107～108劝告不可谓不苦口婆心，惩治不可谓不严厉，却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流为“啯匪”。那么，啯噜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首先通过下表一窥端倪。

“乾隆四十六年巴县查拿的啯噜”一表共统计有啯噜74人，显然，许多啯噜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从年龄上看，这批啯噜尽是些青壮年劳动力，其中最大年龄约有五十岁，最小年龄约为二十一、二岁。联系到官府苦口婆心的劝导和严惩啯噜的条例，如果能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或者说能充分就业，谁愿意飘荡于社会而时时冒着砍头、发配的风险呢?谁不愿意尽最大努力辛勤创业而圆远徙巴蜀发财之梦呢?从籍贯上分析，啯噜74人中有湖广籍9人、云南籍3人、贵州籍7人、江西籍2人、广东籍4人、福建籍1人、陕西籍1人、北直隶籍1人，共计28人；川籍17人；不知籍29人。从啯噜的籍贯，正说明这些人是涌入巴蜀而未得谋生手段、或者说不能充分就业的社会成员。颇值得注意的是，巴蜀本土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不管是巴蜀土著居民及其后裔也好，还是各省移民及其繁衍的后代也罢，游民无产者队伍的扩大，本身就说明在清代巴蜀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下，人口膨胀与生存资料有限的矛盾已显得十分尖锐。正是这一深刻的社会矛盾导致“各处无籍游民，蚁聚乌合，结伙成群”。各省蜂集蚁聚的游民无产者与巴蜀本地区的无业(或产业不足以为生)游民正是啯噜的真正来源。

《三省边防备览》将啯噜与“精膊溜”联系起来，“精膊溜”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噜”夥党。《三省边防备览》的编纂者严如煜敏锐地观察到，“啯噜”的来源正是哪些失去安身立命之所的各省迁徙巴蜀的客民。

《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南山老林、巴山老林内聚集流民很多，究竟有多少，无法确切统计。这些流民在陕西为木厂、纸厂工人，在巴蜀为盐井匠作私贩，十分壮健，基本上能自食其力，如果不是因山内粮食歉收、粮价腾贵，致使木厂、纸厂停工，那么，工人不会四散而滋事，盐井中的匠作即使是岁歉也不歇业，盐贩非改配引商与之争口岸、立卡拦截也不至于生事。

严如煜观察到，川东最令人担心的是要时时防范滞留在大江沿岸的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是经过之地，至重庆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住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水船每日亦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这些拉纤手们，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矣[26]15。

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亦谓之“精膊溜”。有力者或负盐、佣工，年谷丰登日食十数钱，尚不至流而为匪，否则，人聚过多，良莠不齐，饥寒生盗心，这些人既不能禁其所为，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使之畏惧。由巫山入巴蜀境内至成都沿江都设有水卡，水卡相距十五里，各州县视江程远近，设卡十数处、二十余处不等，每卡设夫役二名，因遇风、搁浅，江岸停留水手流而为匪者往往窃沿江人户所用市卖食物，或估要薪柴小船钱文[26]16。汉江上游也有停留的水手，水上船只亦属寥寥，遇歉岁，郧阳、襄樊就食之民间或携家雇舟而来，如果年谷丰登，这类人就很少见了[26]17。根据《三省边防备览》的分析，“啯噜”正是未得生存手段而游荡于巴蜀的各省游民无产者。

三：“啯噜”日常活动个案研究

“乾隆四十六年巴县查拿啯匪文件一束”对啯噜年龄、籍贯的记载，《三省边防备览》对啯噜产生原因的分析，使我们对啯噜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大致的认识，对啯噜有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要对啯噜来源作更为精确的了解，对啯噜有更具体的印象，有必要对被清朝官府指认的啯噜作一些个案研究。事实上，除了《三省边防备览》将“啯噜”与川江水手、“山中恶少”联系起来之外，《清代巴县档案》中所载的某些水手们的活动，正是“啯噜”的惯常活动。下述案例一中的庹朝栋、刘应和、陈添顺，案例二中的何顺年、王正邦、文国登、黄元(顺)，案例三中的吴志明、韩俸先、张廷万、余纲等人，被官府捕捉的理由正是这些人有“啯噜”的嫌疑。可以说，下述三个案例中被官府捕捉的人物正具有“啯噜”的典型特征。

案例一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个：庹朝栋，涪州人，25岁，在船上推桡为活。刘应和，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31岁，在船上推桡为活。陈添顺，贵州遵义府遵义县人，27岁，乾隆二十二年(1757)来巴蜀，在重庆脚力度日。正是穷苦难度，乾隆二十三年(1758)11月18日、11月19日，以推桡为生的庹朝栋、刘应和与脚力度日的陈添顺搭讪去哄人压宝，赢别人钱文使用。三人租船开到重庆金刚背地方，已是傍晚时候，见有一只下水客船停歇，陈添顺、刘应和、庹朝栋把船推拢，假说借火吃烟，才一齐上去，内有一个推桡的与陈添顺认识。才在船头叙话。忽见兵役来查，各人都上岸逃走，被差追来拿住。三人自称从前并没有为匪，实无别的结伙窃劫案，甚至说，“就夹死也供不出来”[27]155～156。

案例二涉及的人物较多。本处将涉及的主要人物分为四组：

A组，岁暮回籍移民：黄锦训做木匠生理，陈邦隆、王志南做手艺生理，马俸元做生意，俱系湖广武昌府蒲圻县人；

B组，起意行骗者：何顺年41岁，宜昌府东湖县人，推桡生理，案中扮搭船人；王正邦年49岁，湖广宜昌府宜都县人，推桡生理，案中扮贩米商人，压弹钱；文国登35岁，湖广长沙府湘潭县人，小本生理，案中扮差；黄元(顺)55岁，湖广宜昌府东湖县人，驾船生理，案中招揽客人；胡玉，重庆人，44岁，探听消息，招揽客人；

C组，驾小船者：米世隆，湖广辰州府沅陵县人，年53岁，推桡生理，受雇驾小船；李明隆，受雇驾小船；

D组，驾大船者：汤樊(玙)48岁、胡作荣31岁均为湖广宜昌府东湖县人，李国栋湖广场。德府人，53岁，三人均推桡生理，受雇驾大船。

案例二中B组五人、C组二人、D组三人均为推桡生理人，案件起因于文国登与王正邦、何顺年到黄元(顺)船上闲耍，大家说起没有生意，穷苦难度，文国登起意揽载客人，以图诱赌哄骗。于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10月28日至11月4日，四人精心策划，设下圈套赢去A组四人的银两150两、钱4100文除了大小金川之役退下来的“兵匪”、“川江水手”、“山中恶少”之外，有些人因“贫困无依”、“无安身立命之所”、“无人关管”、“不安分守己”，从而三五成群地流荡于巴蜀大地，似乎也被清政府当作啯噜捕捉。

案例三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四个：吴志明，24岁，原籍湖广靖州，来巴蜀年久，父亲死了，母亲下堂嫁在大足县，有个哥子在荣昌县烧酒坊织布，乾隆二十五年(1760)12月17日在大足县龙水镇偷窃一匹布，被县令刺字枷号，乾隆二十六年(1761)4月间获得释放。韩俸先，33岁，母亲死了，一个兄弟在县城外丁字口住，乾隆二十五年(1760)10月在公平场做小生意，乾隆二十六年(1761)1月佃卢江全的铺子开酒饭店，年底，店铺老板卢江全因韩俸先店内招留吴志明(被卢江全指认为匪人)，强行将店关闭。吴志明与韩俸先原不认识，因吴志明在韩俸先店过年相识。张廷万，原籍福建汀州府武平县，父母都死了，也没有兄弟妻室，先年在江津县五子沱种地，乾隆二十六年(1761)10月到铜梁县妹夫家佣工。余纲，在石板场住，父亲已死，母亲尚在，有大哥、二哥，佣工度日。郭克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在龙岗场开饭店生理。卢江全，公平场地主(有一定产业的本地人)。傅俞士，原籍湖广攸县人，做小生意。

原来，余纲在白背场会着张廷万，二人约定过了年同到外面寻佣工生意，乾隆二十七年(1762)1月5日二人起身前往綦江，在城外陈家店里歇。1月14日二人遇着吴志明、韩俸先并同行。1月16日，天将黑时，四人背着被子走到巴县龙岗场郭克山饭店歇息，宪役刘昇协同臬宪海查李仲吉、文时正、张口口、马光辉等与卡役孙政在巴县龙岗场拿获吴志明、韩俸先、张廷万、余纲到案[29]。

分析上述三个案例，案例一陈添顺起意哄人压宝，赢一些钱用，结果被作为啯噜查拿。三人自称“从前并没有为匪，实在没有别的结伙偷窃案，就夹死也供不出来”。陈添顺、刘应和、庹朝栋哄人压宝的动机是贫困难度。案例二诱赌哄骗的人物文国登、王正邦、何顺年到黄元(顺)船上闲耍，大家说起没有生意，穷苦难度。文国登起意揽载客人，以图诱赌哄骗，何顺年、王正邦、黄元(顺)应允。致使黄锦训输去80两银，陈邦隆共输去银子45两、钱300文，王志南随带12两银子1000文铜钱被赢去，马俸元共带12两7钱银子800文钱都输掉了。四人共输150两，钱4100文。尚欠何顺年、王正邦等20两银子。不管怎样，穷苦难度是水手们起意诱赌哄骗的动机，而因诱赌哄骗，这些水手们被官府指认为啯噜，它与严如煜认为啯噜的来源之一乃川江水手是互相印证的。涉及到案例三的“啯匪”吴志明、韩俸先、张廷万、余纲有3人是单亲家庭，有1位父母双亡。无疑，家庭管教不严，从而结交“不三不四的人”，流落社会，被官府作为啯噜查获。当然，没有正式的职业是四人流落社会的根本原因。

查阅《清代巴县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档案》，上述三个案例诚为类似档案的沧海一粟。从有关啯噜的资料可以看出，相当部分啯噜来自各地迁徙巴蜀的移民，当然，也有巴蜀本地区的穷困潦倒之辈。从时间上判断，在乾隆前中期已有相当部分移民流入巴蜀移民社会边缘。既然没有起码的生存资料来源，为了维持生存极易做出越轨之事。从清朝各级政府的禁令可以看出，啯噜已成为危及巴蜀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四：“啯噜”产生的社会根源

家族成员的增多以及“分家析居”之后，因种种原因造成的家族分化，是巴蜀社会“边缘群体”的基本来源，因为无论某社会成员属于何种群体，他总是某家族的一分子。

关于“分家析居”，黄宗智先生指出，一个家庭可能在一代由家庭式农作上升到经营式农作，但只要一次分产给两个以上的儿子，就会再次回降为一个家庭式农场，对经营式农作发展的主要阻力，来自分家制度。分家也会对家庭式农场形成压力。由于分家，富农或中农家庭会下降为贫农，贫农会下降为雇农[30]120～121。不过，这种说法又略显简单。实际情况是，分家只是暂时造成了家财的分散。对于有作为的家族成员来说，分家之后，小家庭的生活压力往往成为其创业兴家的起点；相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某些家族成员将分得的财产断送掉也并不罕见。可以说，分家是某些家族成员创业兴家的起点，同时，也是某些家族成员被挤到社会边缘的起点。世世代代不断地分家，不断地再次创业兴家，归根结蒂是不断膨胀的人口消耗掉了积累的财富，从而将部分社会成员排挤到社会边缘。

就巴蜀地区而言，社会“边缘群体”产生的另一个来源，即自顺治至嘉庆、道光年间各省人民一波一波地迁往巴蜀地区，使当地人口骤增。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安置过多的人口使之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料，必然会造成无数的社会成员被置于社会边缘。《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一文认为，清代向巴蜀的移民，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结果。当清初“流民遍野”之时，流民至蜀，可以从“无产而有产”，可以使游手游食之人，变为“良民”，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又可使巴蜀“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康雍乾之际，不少省区的人口压力加重，向巴蜀的移民，又缓冲了人口迁出地的社会矛盾，有利于不同省区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过，雍乾以降，由于向巴蜀的大量移民，巴蜀的社会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盗贼滋炽”，“奸匪”增多[31]。

无休止的人口迁入给巴蜀带来了人口压力，此时，土地问题引发的后遗症也在纠缠着大清王朝的神经。客民无地可耕，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打家劫舍。对他们而言，落草为寇，显然是摆脱饥饿甚至死亡的最为快捷的途径。清代中叶以后，巴蜀盗贼成灾，匪徒或占山为王，或横行集市……清代中叶，巴蜀各州县几乎随处可见飘泊无定的移民，蜀道艰险，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移民再不想重返故土，不断聚集的移民，最终酿成了流民浪潮。清代的巴蜀，无论州县乡镇还是深山老林，皆能看到啯噜的身影。啯噜以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移民为主，成员大多是30岁上下的青壮男子，三五成群，身配利器，抢劫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官府派遣衙役捉拿，却往往惨遭啯噜毒手，以至后来连衙役竟也闻啯噜色变。啯噜因流民而起，流民因土地问题而生[32]。

总的说来，清代巴蜀“社会边缘群体”的壮大基于巴蜀人口的骤增。据研究，乾隆元年巴蜀人口约327万人，乾隆四十一年上升到约778万人，到嘉庆二十年巴蜀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口[33]。飙升的数字背后是清代巴蜀承载着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

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边缘群体”，但是在清代前中期的巴蜀地区，一下子骤然增多数以百万计的外省客民，如果无法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难免会聚集于社会的边缘。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社会成员为了不被排挤于社会边缘，唯一的办法是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费孝通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注意到，要想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这几个条件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地并不充分自由买卖，土地权受着氏族的保护，除非得到氏族的同意，很不容易把土地卖给外边人。至于婚姻，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如果不能获得这两个条件，寄居于社会边缘上的人并不能说已插入了村落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圈子中人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对于亲密的乡土社会而言，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34]。

对于各省涌入巴蜀地区的客民而言，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难以在当地立下根基，成为飘荡于异乡的游民无产者；巴蜀地区本身的社会分化以及人口骤增也将部分社会成员排挤于社会边缘，成为游民无产者。在清代中国，这类流浪者，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是最容易招致别人怀疑者[35]50。清代巴蜀社会的“边缘群体”或流氓无产者即属于这类在四处飘荡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成员，包括被官方想像为具有颠覆色彩的啯噜，以及人贩子、蠹役、乞丐、小偷等等。啯噜的产生以及发展壮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巴蜀地区游民无产者从产生到终成社会问题的过程①。

综上所述，对清代巴蜀社会乃至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啯噜，正是那些不能安身立命、“行为乖张”的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魏源注意到，啯噜来源于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后没有安置的兵匪；严如煜显然认为啯噜来源于南山、巴山老林中各厂遇岁歉停厂之后失去生存来源的工人，以及川江、汉江、嘉陵江、渠江、潼江、泸江、涪江上失业的水手。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啯噜的来源。至于将剪除发辫、崇敬张献忠之人与啯噜联系于一起，似乎还可以商榷。可以说，那些流落于社会边缘、三五成群地做些不可理喻之事的游民无产者都是清朝统治者眼中的啯噜。如此说来，清代巴蜀什么时候出现无业可操的游民无产者，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啯噜(或者说其前身)，但是游民无产者队伍壮大，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引起各方面关注则是在雍末乾初，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则在乾隆中后期。所以，难以界定啯噜产生的上限，最多只能找到雍末乾初开始出现记载有“啯噜”的文本。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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