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阳国志》看南北朝之前的秦巴关系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历代传承保存下来的著作中《华阳国志》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专著，为研究西南地方史和少数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生于混乱之世，归降东晋后专心著述，根据《隋书·经籍志》和《通志·艺文略》的记载，其著作有：《汉之书》十卷、《蜀平纪》十卷、《蜀汉伪官故事》—卷，可惜这些书均已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华阳国志》。[1]59

根据方志的区域性特点我们得知，方志是专门记载某一地区事实的一种著作，目的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所以其内容不会超越本地之事，[2]69所记载的区域应有大致相同的地理风俗和地域文明等。在众多的方志中，大多是以某一个一级行政区划命名，但是常璩为什么将他的这部方志命名为“华阳”，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中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地区就是汉水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云、贵、川以及陕西、湖北的部分地区。《华阳国志》记载的是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载的范围恰好与上面所说的地区相对应。作者取名为“华阳”恰恰说明了当时陕南汉中、巴蜀三地处于同一地域，很有可能是一体的，将“华阳”看成是自己的家乡邦族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地域、政治关系、经济往来三方面进行说明。

一

从地域上讲，《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凤翔古称雍州，位于关中西部，北枕千山，南带渭水，东望西安，西扼秦陇。这里曾是周室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域。“秦”字代表的就是陕南和关中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了夏代分九州的时候，梁州包含了夏之前就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川、渝、陕南、鄂西和陇东南一带。又《巴志》载“梁州初建，治汉中之沔阳，太康中移治南郑。”汉中为现在的陕西南部地区，秦汉时属梁州。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川陕渝在先秦时期在地域上是大体一致的。《华阳国志》写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和人物，书中多半把三州放在一起来论述。例如，在叙述战乱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写道：“三州毁旷，悠然以荒”，“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3]894《华阳国志·巴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又其《蜀志》载“与秦同分；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固有夏声。”

此条下又注，蜀地和秦地一样，受文王的教化，习华夏的风俗。由此可见，巴蜀与秦有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沐浴着同样的教化。此其一。其二，从巴蜀两国疆域范围来看，与今天陕西的地域有重合的部分。《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国的疆域为：“后有王曰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王杜宇时代蜀国的疆域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川北和云贵地区。褒斜是以汉中为中心的秦巴山地地区。这表明古蜀族活动范围的北界不仅仅限于今天的四川地区之内，而且与陕南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中盆地近年所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群中，蜀式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占全部兵器的84%以上，另有青铜人面具、兽面具、陶尖底罐等也是蜀文化的产物，都是蜀文化向北连续分布的结果，说明汉中曾是蜀境。[4]133据史料记载，蜀王曾东猎于褒谷，褒谷即褒水下游，在今汉中。[5]55蜀国的东部就是巴国，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其极盛时的地域范围当是以今天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其活动范围也曾一度进入今天陕西境内，居住的北界到达秦巴山地。有学者研究表明，炎黄时巴人主要居住在汉水流域巴山南北，直到战国前期方东迁南移至巴东三峡地区。[6]22由此可见，今天的陕南汉中地区很早就是划在巴蜀地域范围内的，而且汉中地区是最早接触秦文化，受秦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自商周以来，巴和蜀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合二为一，举巴可以概蜀，举蜀可以概巴，巴蜀常常并称。[7]73因此，称秦巴一体，就将巴蜀和秦三地都包括了。

另从在此区域生活的居民来看，三地也有某些一致性。根据上古史料记载，炎黄部落最早活动区域在关中平原、甘肃东部和秦岭以南陕南、四川等地。《华阳国志·巴志》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治九国，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上古传说中人皇即炎帝神农氏。另据《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之女，曰昌朴，生高阳。”按“若水”为大渡河，在今四川西部岷山之域。此两则材料说明巴蜀两族都为炎黄的后裔，虽然是远古传说，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李学勤先生最近提出，在商代及其以前，蜀与中原便有文化上的沟通，从考古上看，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4]143这也给“华夏文明肇自蜀山”的论题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关于炎黄部落早期活动区域，尽管文献记载扑朔迷离，但一般认为都与包括汉水上游在内的蜀地有密切关系，认为炎帝部落是从陕南进入关中渭水流域的。而黄帝部落在炎帝部落北迁关中后则长期活动于四川盆地，最后也逐渐迁于轩辕（陇）及陈（今宝鸡）一带，继而再东迁北移中原及华北平原。其迁徙路线都是沿嘉陵江翻越秦岭到达渭水流域。[6]22～23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蜀地区北部和关中平原的联系因为炎黄部落的迁徙又增加了一层。

二

从政治关系上看，巴蜀与商周周相邻，是友邦或属国的关系，并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巴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属于商王朝，后来为了摆脱商的统治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周王朝建立后，一度成为周的属国，与周王朝保持贡纳关系。《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左传·昭公九年》也有“巴、汉、楚、邓吾南土”之说。常璩在《巴志》的结尾处写道：“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蜀志》也有蜀为黄帝后裔的传说。这个评论虽然没有仔细考证这些远古的传说，但巴族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的记载见于《尚书》，甲骨、卜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一定的可信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巴蜀与中原的商周王朝很早就有交流往来。《竹书纪年》记“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据《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洛邑，巴人即曾派使者来贡献比翼鸟。[8]巴蜀与周王朝既然有贡纳关系就一定有道路相通，这样看来蜀道的历史就应该向前推进几百年，而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了。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初的《散氏盘》铭文所记载的“周道”即后来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的“故道”。[6]这个例子恰好印证了《尚书》的论断，早在殷商时期就有道路从关中通往巴蜀。

从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来看，秦汉与巴蜀的联系应该更进一步了。这个推论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得到了证明。《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秦王募賨人（巴人的一支）射杀白虎，并与夷刻石为盟，并以优惠政策对待賨人。《后汉书·南蛮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蜀志》亦载蜀使朝秦，秦王送美女给蜀王的故事，并留下了美丽而动人的“五丁开山”的传说，而今梓潼县北五妇山遗迹犹在。汉高祖时，賨人充当了平定三秦的先锋，更有“三秦亡、范三侯”的嘉言嘉行。由此可见，巴蜀与秦汉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用姻亲关系来维持旧有的政治关系。

秦灭巴蜀之后，巴蜀因其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成为了中央王朝的腹地，其朝廷大后方的地位开始显现，“秦资其富，用兼天下；汉祖阶之，奄有四海”，[3]801可见巴蜀在秦汉时被视为统一华夏的凭借。这种状况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有的学者谈到的那样“其作为唐王朝的后方大本营，一遇政治核心区动乱，长江上游就成了避乱之地与后方基地”。[9]142巴蜀虽地处偏远，但其地方割据是从来都不能持久的。在《华阳国志》中作者多处流露出可贵的“大一统”思想，“再三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的子孙，都是统一的祖国大家族的成员，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1]68再者蜀中连年战乱，人民渴望统一。“牧守颠摧，黔守辛尝。三州毁旷，悠然以荒。络结王网，民亦流亡。”[3]907所以当桓温伐蜀的大军兵临成都的时候，他便力劝李势投降，以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

三

从三地的经济交往来看，先秦时期巴蜀与中原很早就有经济往来，春秋时秦据有雍、岐之地，与山南蜀地货物贸易已十分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秦时李冰为蜀守，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灌溉三郡，使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3]20《2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蜀地的富足为关中地峡带来的土地和粮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关中饥馑时，统治者往往“令民就食蜀汉”。有学者曾撰文专门论述汉水上游地区与渭水流域的关系问题，也得出上述类似的结论。“汉渭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减轻西汉王朝因饥荒和战争灾难而引起的社会危机，对于国家的强盛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6]29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中文化、汉中文化有频繁交流。蜀与汉中关系最密切，史书有“蜀汉”之称。汉晋以来巴蜀经济文化的繁荣则是“缘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这主要是秦汉关中及中原几次向巴蜀大规模移民的结果。

除此之外，关中与巴蜀地区经济往来密切最主要的要归功于川陕交通的发展。关中在历史上长期是帝王所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巴蜀历史上的交通最早的就是出川入陕与中原联系紧密的川陕交通。这一时期的川陕交通，主要指的是蜀道。传统意义上的蜀道是古代秦蜀之间，翻越秦岭、巴山并连通关陇、汉中与成都平原交通道路的总称。[6]233一般说来，蜀道有南北段之分，北段穿越秦岭主要指陈仓、褒斜、傥骆、子午道等，南段穿越大巴山主要指金牛、米仓、荔枝等路。这几条路的选择与开辟都与秦巴山地间的诸河道有关。黄盛璋先生曾经讲到：“由于没有切穿秦岭之河流，古代交通线的选择，往往依据下列条件：一条流程较长的河谷；分水岭两侧的水源接近，使南北坡各有一条相对应的河流。”[10]203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

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嘉陵江从川陕交界奔腾而来，穿越了秦岭和大巴山，途经宝鸡（陈仓）、凤县、略阳、勉县等地直到汉中，嘉陵道的修筑就利用了这个便利条件。其具体的线路为：从秦岭陈仓口出发，途经凤县（唐凤州）、青泥岭、略阳（唐兴州）、勉县（汉沔阳）最后到达汉中。

褒斜道，古斜水（今陕西省石头河）与古褒水（又称黑龙江）同出秦岭太白山，斜水北流至郿县注入渭水，褒水南流至旧褒城县注入汉水。两水之间，山体陡急，但是近捷。经两水河谷由关中抵汉中的道路即为褒斜道。其具体的路线为：从陕西省郿县出发中经太白县到达汉中。此道南段即为金牛道，沿嘉陵江河谷而下，到昭化分途，一路西行经剑阁、绵阳至成都，另一路沿嘉陵江一路南下可直达重庆。

米仓道，沿巴水西源经巴中、南江以越巴山，此水的对面恰恰有一条汉江支流濂水，北流到南郑汇入汉江，沿着这两条谷道古代称做米仓区，因这一带巴山古代叫做米仓山而得名、米仓道也是著名的入川通道。具体的路线为：从汉中出发，经南江、巴中、平昌、渠县、合川最后到达重庆。[1]59

正是这些道路沟通了秦岭大巴山南北的巴蜀和关中平原地区，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还应该注意的是嘉陵江的水运和洋巴道的开辟使得西安到重庆节比较便利，通过这些道路或者水运巴蜀及云贵许多物资得以顺利地运往关中及中原地区，例如明清时期的滇铜和皇木运输等等。

综上所述，秦巴一体还是有迹可循的，我们从地域、政治关系、经济往来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三地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三地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区域要向前发展固步自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只有与外界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才能在前进的路上既快又好的发展。愿我们继续发扬古人的优良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携手并进。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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