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三国历史文化

前朝留下的历史文化，或时空交合，或因缘际会，会成为唐人诗歌中表现的对象，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因，即所谓咏史；也可能提炼浓缩、积淀成为典故，在后世诗中反复使用。前朝历史文化中的文学风气也能对本朝的文学发生影响，如三国时的汉魏文学风气，就被陈子昂在初唐所标榜，一扫六朝颓风。可见三国文化对唐诗之影响。翻检唐集，我们会看到不少诗人都吟咏过三国故事和人物，学习过三国时期的文学风格。著名的如杜甫《蜀相》之咏唱诸葛亮，杜牧《赤壁》之咏赤壁战事。三国故事在唐流传，连儿童都知晓，如李商隐《娇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儿子衮师调皮，以张飞黑和邓艾口吃毛病来取笑到访的客人。

一：为什么三国历史文化受到唐人喜爱

首先，史学名著《三国志》及民间流传，影响了唐代诗人们的知识储备。从孔子治《春秋》始，中国古代士子就有治史读史的光辉传统。三国的历史文化资料记录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文中。陈寿，巴西汉安（南充）人，受学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尤精《史》、《汉》，撰《三国志》，始起献帝初平元年，终迄西晋太康元年，合九十余年历史。作为历史名著，在重读史的民族习惯中，《三国志》必然被唐人所熟知。如唐诗人李九龄的《读〈三国志〉》、李中的《读蜀志》，证明了它在唐代的影响。除了正史记录外，“从晋朝到唐宋，民间关于三国的传说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不但历代的野史笔记多有记载，……还被搬上了说书场，登上了戏曲舞台。”虽然唐代还未出现说书讲史，但相关三国的野史笔记，相信唐人还是能涉猎到的，如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裴子语林》、《殷芸小说》、《世说新语》等笔记文。笔记有史料笔记、考据笔记、笔记小说三种，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故颇受历代文人喜欢。因此，唐代诗人必然受到这一文化系统的熏染。

其次，自隋代废九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取士后，获取宝名成为可能和现实。士子们读书涉史，胸怀经国大志，沉着应对朝廷策问。在科举风气激励下，唐代士人应该说是满腹经纶，学识渊深，博览坟籍，此时距魏不远，三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气象也必然在唐人心中激起涟漪。

再次，中国古代有总结历史的传统，并形成后朝给前朝治史的风气，官修私修风气很盛。这就养成了士子们普遍有较高的史识。唐代发生过中国历史上惊天的安史之乱，它惊破大唐繁梦，给唐诗注入了动荡的社会内容和惊心动魄的时代气息。历史的对位，勾起了唐人历史记忆中的隐痛和创伤，引起诗人们的悲鸣和同感。三国历史文化中的那份英雄理想的遗产，与诗人志在安邦的内心合拍；三国文化中蕴蓄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悲剧意蕴，在诗人心中奏鸣。这就使唐诗中多了凭吊三国、缅怀往事的题材。据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不完全统计，唐人涉及三国本事的诗约有132首。

最后，三国历史注入唐人血脉，还有历史循环观的影响。孟子“五百大运”的历史循环周期律史观，深刻影响着唐人，如魏颢在论蜀中文人时，也以此为立论依据，他给《李翰林集》编序时说：“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从汉代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到唐朝的陈子昂、李白，恰好应验“五百年大运兴”的历史轮回。一个魏颢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再以陈子昂的历史观为例，也很能说明问题。陈子昂家处僻远梓州射洪，在闭塞的环境中他深受其父的“圣贤四百年遇合”循环周期律的影响，其在《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云：“谓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观大运，贤圣生有萌芽，时发乃茂，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无一焉。呜呼！昔尧与舜合，舜与禹合，天下得之四百余年。汤与伊尹合，天下归之五百年。文王与太公合，天下顺之四百年……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圣贤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陈子昂把父亲对自己说的话记入墓志，说明父亲的循环历史观对他的影响之深。据此，逆推四百年为周而复始的规律计，唐代诗歌演进的过程正好循环至三国的汉魏风格。因为汉魏至子昂出蜀时间约四百余年，此正与其父的历史认识论相合。所以陈子昂出蜀后，他坚持复兴古调的文学观，正好暗合三国的汉魏风格，并以《感遇诗三十八首》作了实践。他的风骨与兴寄主张，直接建安诗歌，正是“四百年遇合”的历史循环观。唐人顾陶《〈唐诗类训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人多返“古”，这个“古”包含三国文化的文学对唐人的吸引。

唐人的三国文化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历史的，是包含对三国历史题材的重视，因为离开那段历史只有四百多年，三国留下的历史财富还在，历史古迹尚存。现实的，是指大唐盛世激发的精神追求与三国英雄史事契合，唐人需要利用三国题材来激励自己，因此三国题材现实地反映了唐人的时代心态。此外，唐人还向三国的汉魏风骨学习，模仿汉魏风格，提倡汉魏传统、复兴古调，振起一代唐风。

二：三国的汉魏文学传统对唐诗气象的催生和唐诗人对其的传扬

献帝建安时期，诗坛出现了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三国紧承建安，此风一直盛行于汉魏，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并称三曹，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帧⑷瞵r等也多是曹操幕僚。他们高标刚劲豪雄、慷慨悲凉之风格；抒写现实生活、真情实感；继承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自然的特点，朴拙去华、古风犹剑这一文学集团，形成了第一次文人诗高潮。其集团式的影响优势，是如何遗泽于唐的呢?

首先是初唐的陈子昂。初唐南朝留下的重视形式和文风华丽、内容空疏的六朝颓风仍然影响着诗坛。于是陈子昂在初唐诗坛，在主流诗坛崇尚诗歌创作形式的背景下，独自标举三国时期的汉魏风格，以三国文学雅健传统来改造当时的病弱文学，令诗坛耳目一新。这说明三国的文学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他能独标，还与受父亲影响从小养成的豪族弟子的任侠使气的刚健性格相关；成长环境的“气潮影响也不可忽视，即三国时期留下的蜀文化的古风熏陶，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保留着蜀地文学的古风，有别于时人时风，故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代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因此，三国的汉魏文学传统给予初唐文学的改变，就是一洗六朝萎靡不振的文风，为迎来盛唐文学的繁荣作了精神准备。陈子昂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奠立于各种《中国文学史》，也可以说巴蜀古风改变了初唐。

其次是盛唐的李白、杜甫。曹氏父子的文采风流则成为他们吟诵的对象。李白在《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中高歌：“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将进酒》中也有强烈的共鸣：“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虐。”把陈王曹植恣意欢娱的文学自由，以酒的形式作了展开，替陈王宽解了心中压抑。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氏后人的才艺大加扬赞，“文采风流”是说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今尚存”是指曹家后人曹霸继承了他们的艺术才华。其实这正说明杜甫心中重历史重传统，对三国的文学先贤十分敬仰，对其后人也很敬重。

再次是中唐的白居易、元穑曹操父子开创的“建安风骨”深得他们的赏识，竞相学习并加以发扬光大。他们祭起的新乐府大旗，与建安文学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联系。最后是晚唐的李商隐、杜牧。对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的吟咏，李商隐以自己的政治不幸遭遇，感怀曹植的不遇，《可叹》诗云：“宓妃愁坐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这是大声疾呼的愤愤不平；唐彦谦《洛神》亦痛惜曹植：“漫恼陈王一事无”。围绕曹氏父子的是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这一文学集团也为唐人羡慕。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天人作蒯通。”对七子中的陈琳，温庭筠《过陈琳墓》有“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的咏怀。建安中的诸葛亮虽“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但对《出师表》，李商隐在《武侯庙古柏》中还是有所喝彩：“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

三：唐人对三国人事的诗歌再现

（一）咏诸葛。《三国志》评诸葛亮曰：“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是对诸葛亮治蜀清明的评价。诸葛亮也是唐人笔下吟诵最多的。

李白一身草野之气，人生经历颇似早期躬耕南阳的诸葛亮，他满腹经纶，离蜀后却终生不遇。他矢志渴盼为世所用，为人理解。这一心境，与诸葛亮隐居南阳的心境遇合。《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云：“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对诸葛亮先草迹乡野后出山用世的一生十分赞赏，也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像理解诸葛亮的崔州平那样理解自己。“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以诸葛亮自比，渴望能像诸葛亮一样实现济物之情。李白还并不矛盾地批评过诸葛亮早期的隐居，以表明人生建功的心志。在《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中他说：“耻学琅琊人，龙[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琅琊人”，指诸葛亮，后徙居南阳隐居躬耕中山，作此诗时，李白刚离开南阳，用此事典批评隆中先生的隐居。李白对诸葛亮的喜爱可以追溯的，恐有在蜀中的经历，以及观奇书练剑术的渊源。《三国志》收录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一段话很能挑起李白的同感，李白本是蜀中一介布衣，在匡山隐居，跟赵蕤学纵横，希望在乱世中一朝功成。隐居不是目的，是退而求进。但却事与愿违，终生不遇。而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却不嫌其出身低贱，屈驾相访，征询天下事，使诸葛亮受感动出山为刘备驱驰。这一君臣鱼水交欢的和谐图景正是李白一生行走的渴盼。因此他又说：“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留别王司马嵩》）

杜甫咏赞诸葛亮，在现存的杜集里，有二十多首诗吟咏或提到，仰慕之心，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特殊经历分不开。在陷唐于极大动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举家逃难到成都，这里是前蜀汉政权的大本营，之后又流徙梓州、阆州、夔州等地，在川约八年。杜甫在巴蜀，无不思念安史叛军占领下的中原父老乡亲，希望能尽快恢复李唐王朝的繁荣，“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在蜀地的他特别怀念三国时以西蜀为基地、五伐中原、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因此他“愁来《梁甫吟》”（《初冬》）。“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呕血事辛酸。”（《谒先主庙》）诸葛亮托孤北伐屯田渭南，却在五丈原去世，遗下未竟之业成千古恨事。诸葛亮是悲剧英雄，杜甫是崇敬这样的经国重臣的，他以名诗《蜀相》为之恸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阁夜》）“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其五》）

（二）咏曹操。《三国志》评曹操曰：“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人杰”是《三国志》对曹操的定评，并非奸雄。故唐人的赞誉很高，“一代文宗”名相张说《邺都引》云：“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赞叹他文治武功。孟云卿《邺城怀古》：“永怀故池馆，数子连章句。逸兴驰山河，雄词变云雾……斗酒将酹君，悲风白杨树。”张鼎《邺城引》：“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岑参《登古邺城》：“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表达了唐人对曹操的公允评价，与《三国志》的中性评语一致。

（三）咏刘备。《三国志》评刘备曰：“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唐人不这么看，如刘禹锡《蜀先主庙》云：“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对刘备有过誉拔高之嫌，对刘禅则是“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在刘备父子的褒贬对比中，把蜀汉灭亡之责归咎于刘禅，巧妙维护了刘备的形象。汪遵《南阳》侧重赞扬刘备三顾茅庐之功，诗云：“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诸葛亮困于南阳，若非刘备三顾茅庐，谁人识得他呢?唐人咏刘备，多看重刘备君臣的这种鱼水关系。

（四）咏赤壁。“赤壁之战”作为三国重大历史事件，也为唐人瞩目，胡曾、崔涂、孙元晏都有吟咏。杜牧的名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历代吟咏赤壁的诗作中最著名的一首。李白《赤壁歌送别》云：“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赤壁当年的冲天大火又在诗人笔下艺术地再现了。

四：唐诗表现的三国历史，集中体现为地域性特征，即以巴蜀展开怀古咏史

巴蜀地区多山，自古民风古朴尚奇，文化形态保守、神秘、诡谲，巴蜀民间有崇尚符瑞图谶的传统，奇门六甲盛行，故文化形态落后于开放的中原文化，多魑魅魍魉之风气。蜀人特别相信天人感应的神异鬼蜮现象，巴蜀的许多学者其实就是方士人物，天象预兆、预言应验的天命观不仅存在于学者中，也在民间普遍存在。这是客观的地貌在文化上的投射造成的。可证的材料是，陈寿在写作《蜀书》时，就深感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而他自己的观点也不脱“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巴蜀这一地域性文化诡异的特征，感染了在蜀的唐人，使他们在吟咏三国蜀汉政权失败历史时也归之于“天命运势”，如杜甫在夔州《咏怀古迹其五》即云“运移汉祚终难复”，罗隐在绵州作《筹笔驿》亦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薛逢《题筹笔驿》诗云“赤符运赓终莫挽，皇纲力振命先殂”。

三国蜀汉政权就建立于蜀地成都，这里自然保留了许多三国史迹。而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相比魏、吴二国，魏、吴地势开阔，在历次改朝换代的淘洗中历史旧迹遗存，容易时异事移，改变面貌。虽然距离上，长安到蜀中，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交通不便，所以王朝更迭对吴地的历史文化面貌影响更大。巴蜀地处僻远，文化自成系统，自我封闭，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汇通相对较少，在唐人心中，蜀地的偏远，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走蜀道的惊险，故如骆宾王《送费六还蜀》诗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巴蜀与中原之间的道路艰险，往来不易，这样的特殊环境使得前朝历史文化面貌的变迁，在蜀地的反映十分迟缓。刘希夷诗《蜀城怀古》说三国以来，四川风貌变化少，“蜀土绕水竹”，“气色何苍苍”，“旧国有年代，青楼思艳妆”，“古人无岁月”，当年的“阵图一一在，柏树双双行”，“汉庙”“秦仓”还在蜀地保存完好。蜀中留存的三国遗址、蜀人口碑中的三国人事，为唐人歌咏提供了充沛的素材。一个特异的现象，许多出川入川的诗人，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杨炯、岑参、刘禹锡、窦常、薛逢、李商隐、薛能、罗隐都吟咏过三国本事。除了诗歌，文章也有反映，如“一代名相”裴度在蜀时，有感于蜀地民间祭祀孔明的风气，而作《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那么多诗客文士歌吟三国，原因：一是蜀地民间保留了较好的三国遗风，诸葛亮甚至已深入到巴蜀民间风习中去了；二是刘备君臣在蜀汉建立了鱼水交欢的清明政治，这正好切合唐代士子的政治理想；三是诗人们在蜀地时时感染着这种文化遗存，据《三国志》载：“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这一民间口口相传的方式一直在巴蜀延续。

唐人在巴蜀咏三国，主要集中在成都、夔州、广元展开。

（一）成都

杜甫生活在成都的感受是：“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这是他在成都时见到的蜀人热爱诸葛亮的印象。巴蜀多处祀有诸葛亮祠庙，尤以武侯祠最盛。唐人经常入祠凭吊，如大历二年岑参在成都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幕中，曾游历武侯祠和刘备庙，作《先主武侯庙》；大中五年李商隐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冬天从梓州到成都推狱，游武侯祠，作《武侯庙古柏》；武少仪在蜀时也作有《诸葛丞相庙》。

庙中古柏成片，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如杜甫的名诗《蜀相》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互证武侯祠堂前古柏的材料，还有《夔州歌十绝句其九》：“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这是到夔州后诗人对成都武侯祠古柏的怀念。大中末年雍陶刺简州，作诗状写古柏：“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武侯庙古柏》）

（二）夔州

在蜀地夔州，有大量三国古迹。白帝城西郊亦有座武侯庙，大历元年杜甫到了夔州，游历了此地，作有《武侯庙》，又作《古柏行》记写夔州孔明庙前也如成都武侯祠有古柏：“双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以夸张的数字表达诗人对诸葛亮的景仰之情。他的《咏怀古迹其五》，所咏古迹还是夔州武侯庙。他说自己“久游巴子国”，所以“屡入武侯祠”，原因是憧憬“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诸葛庙》）。其他在夔州的唐人也有题留，窦常《谒诸葛武侯庙》云：“永安宫外有祠堂，鱼水恩深祚不长。”章孝标《诸葛武侯庙》云：“木牛零落阵图残，山姥烧钱古柏寒。”据《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刘禹锡《嘉话录》等载，在夔州西南七里处有诸葛亮八阵图。《嘉话录》记载，此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貌不变，即使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石堆却依然如旧。早在晋代桓温就有《八阵图》：“望古识其真，临流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大历元年杜甫到夔州，面对八阵图旧迹，杜甫写下了《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长庆元年诗人刘禹锡刺夔州，作《观八阵图》：“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夔州三国古迹还有刘备驾崩的永安宫，《方舆胜览》云：先主庙在夔州东六里。刘备伐吴，败归鱼复，崩于永安宫，故在此立庙。杜甫在此写下了《谒先主庙》，又作《咏怀古迹其四》：“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如今“古庙杉松巢水鹤”，每年冬夏还好，幸有村民前来祭祀，“岁时伏腊走村翁”。刘禹锡到夔州任后，也曾到白帝山蜀先主刘备庙凭吊，作《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三）广元

筹笔驿，地名，著名古驿，《方舆胜览》：“筹笔驿在绵州绵谷县北九十里，蜀诸葛武侯出师，尝驻军筹划于此。”传诸葛亮北伐，在此筹划军事，挥笔书写公文，因而得名“筹笔”。筹笔驿险要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同一般，但在当时筹笔驿交通却较为便利，诸葛亮北出伐魏，在此筹笔，实是最理想的选择是能晓天文地理、用兵智慧的又一次体现。故唐诗人多有咏赞，如武元衡、薛逢、杜牧、李商隐、罗隐、薛能等，足见筹笔驿在唐人心中的分量。且唐代自汉中至成都必经此，也是唐人多有题留的原因。

如，大中九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被征为吏部侍郎，李商隐亦罢梓州幕，随柳仲郢返朝，途经此驿，写下了著名的《筹笔驿》。诗中隐含自己志向不遂的感慨：“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另一首名诗是罗隐的《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费良筹。时来天地难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清朝乾隆年间的《广元县志》，将“筹笔怀古”列为十二景之一。县志云：“江上隐隐筹笔驿，人代速于掣电疾，井龟依然在眼前，忆煞上将行军日，屯田此去何从回，五丈星沉心未灰。赢得偏安绵汉祚，都自神笔筹谋来。”

综上所论，三国历史文化充实了唐诗的题材，三国文学改变了唐诗初期的纤弱风格，巴蜀地域提供了唐人歌吟的文化场所，同时，唐诗又成了记载三国历史文化的艺术载体。

作者简介：
谭平（1961～），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起（1963～），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