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慈善家比尔·盖茨

有些人出于宗教的信仰，达美乐批萨创始人莫纳汉出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捐献财产，他的捐赠书上如是写道，“我出生时一贫如洗，因此我坚信离开时也什么都不能带走。我愿用天主赐给我的财富来帮助别人。”

有些人为了教育下一代，布隆伯格表示，捐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一直觉得，子女们在慈善中的收益会比你希望的更多。留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比留钱给他们更强。”

而对冲基金创始人斯蒂尔则说，他决定加入盟约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告诉孩子们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最为重要。

还有些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泊，对于他们来说，留够钱以维持生活就已足够，剩余的财富，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解读为托管者，而非拥有者。回报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义务。花旗集团前高管斯坦福·韦尔说：“我们坚信，寿衣没有装钱的口袋。”凯雷集团的创始人戴维·鲁本斯坦则说：“慈善事业等于偿还欠国家的债，国家对我和我的家族是那么的慷慨。”

接下来，盖茨和巴菲特还有一长串美国国内的电话没来得及打。而他们已然准备将触角伸向国外，例如拥有古老财富的英国，或是新兴富豪扎堆的中国和印度。

他们深知，这些地方或是受制于传统观念，或是为不健全的法制所桎梏，想要推行他们的慈善理念，困难重重。

也有富豪表示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素有慷慨之名的索罗斯就未加入这一计划。但盖茨认为，这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全盘考虑。事实上，在他看来，加入这一盟约只会让富人们生活得更有价值。“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创造性资本主义

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世界经济正处于最低谷，金融危机在暗中涌动。作为“精英中的精英”，比尔·盖茨拥有比其他所有人都长一倍的时间，半个小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演讲。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有效的情况下，人们再次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资本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盖茨有他的看法。正是在这次论坛上，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

用盖茨自己的话来说明“创造性资本主义”，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富有潜力的全新市场，尤其是从已存在的相关市场中加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合作，以市场的力量为主导，令更多的人在努力减轻世界不平等状况的工作中获得利润或得到赞赏。”

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以市场激励因素推动为穷人做更多贡献的体系”，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与老式的资本主义定义，已然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作出承诺”的实行，正是“创造性资本主义”的一次实践。在我们已经习惯“为富不仁”的仇富话语体系下，比尔·盖茨和他所提倡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也许给了我们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富豪们当头一记棒喝。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它的人民为世界在慈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贡献了总GDP的2%用于慈善。但就如社会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人们还是习惯于捐赠给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学和文化界总能得到远多于他们所需要的金钱。

超级富豪们这一次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数额扩大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所领导的“作出承诺”盟约，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美国人的财富观与捐赠观。50%属于超级富豪们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而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是比尔·盖茨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开始。在许多人还沉浸于他过去33年软件IT业霸主辉煌生涯之时，他却已然转投向了新的战场，并在此摧城拔寨，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不懈、创新与无可替代。

在他退休前，风投商人米歇尔·科兹曼就曾经如是预言，“在遥远的未来，那时或许已经没人记得微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但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盖茨的基金以及他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自《Fortune》，实习生王文雨亦有贡献）

我所认识的盖茨

张亚勤/口述 本刊记者 薛芳 实习记者 曾繁珊 整理

张亚勤和夫人参加盖茨退休聚会

技术天才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 个小时延迟了40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