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员：避免与美国陷入自伤性竞争
源自：上海证券报 原文标题：中美良性竞争与美国大选影响从短期、中期来看，奥巴马-希拉里路线能够给美国和国际市场带来更多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特朗普的主张则会给美国和国际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将因进一步恶化美国经济的“特里芬两难”而不可持续，进而给国际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加剧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特朗普的主张则更符合美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问题是他如果上台并推进改革，究竟能够做到多少，世人心中无底。
作为新兴大国，最符合中国长期利益的局面是与美国这个守成大国实现良性竞争。来自外部竞争的适度压力有助于我们不断自我改进、自我更新。
⊙ 梅新育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国内政治路线变动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影响超出其他国家，而本次美国大选结果对其政治路线的影响肯定超过冷战以来其他任何一次大选，超过二战以来绝大多数大选。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多数选举中竞争双方政见大同小异，竞选焦点常常在于个人魅力之争。但本次美国大选完全不同，竞争双方比拼的实质是两种治国理念、两条路线。正因为如此，本次美国大选才这样扣人心弦，激烈、精彩和狗血程度都堪称二战以来之最，甚至可能是百年以来之最。
根据特朗普、希拉里双方在竞选中的政见陈述，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从宏观到微观，希拉里的政策主张多数只是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奉行政策的修修补补，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加剧已有的倾向，问题是这些倾向未必都符合客观经济政治规律；特朗普则主张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动大手术。希拉里代表的路线（下文称之为“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其基本特征是对内继续强化各类干预、“多元化”旗号下的国民种族群体细分和立足于此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外则坚持继续大规模干预外部事务，甚至进一步扩大海外存在和干预规模，坚持“价值观外交”。毕竟，希拉里本人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始作俑者，支持她的海外支持者很多也受惠于美国的海外存在与干预。特朗普主张的则是更多地立足于作为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和传统价值观，减少各类经济干预，回归传统美国价值观而放弃“文化多元主义”旗号下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削弱乃至彻底背离；对外则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以求集中资源与精力建设国内，固本培元。
从短期、中期来看，毫无疑问，奥巴马-希拉里路线能够给美国和国际市场带来更多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特朗普的主张则会给美国和国际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将因进一步恶化美国经济的“特里芬两难”而不可持续，进而给国际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加剧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特朗普的主张则更符合美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问题是他如果上台并推进改革，究竟能够做到多少，世人心中无底。从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孪生双赤”着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和“特朗普经济学”长期结果的差异。同时，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在施政时都会面临严重的掣肘问题，前者在竞选期间爆出的众多丑闻在选后必定会继续发酵，可能引发比竞选期间更严重的后果；后者则得罪了几乎整个政界建制派。
“孪生双赤”：
美国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性的最大威胁
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孪生双赤”是威胁美国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的痼疾，而且这两者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贸易赤字本质是负数国民储蓄的体现，而美国的负数国民储蓄主要源于其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低储蓄，特别是财政赤字。从整个国民储蓄-投资格局来看，我整理比较分析过二战后美、日两国国民储蓄和投资数据，发现美国企业部门储蓄不低，低的是其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就总体而言，美国私人储蓄在净储蓄中占比一直高于日本民间储蓄的份额，甚至多年超过了100%，这意味着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经常项目支出超过了自身的经常项目收入，因而是负储蓄部门。至迟从1980年代起，化解“孪生双赤”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热门话题，但过度卷入国际事务和失之偏颇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这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首先，美国对外干预过多，不仅直接带来了庞大的军事开支，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和财政风险的最重要来源（这一点在2012年末、2013年初的美国政府关门和“财政悬崖”风波中暴露得格外充分），而且误导民间企业部门向防务产业投入过多而民用产业投入不足，进一步恶化了其民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收支格局。
美国并不乏明智之士意识到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军事开支过高的潜在颠覆性风险，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1987年面世之后顿时风靡美国，就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美国过度干预外部事务的帝国野心（尽管常常打着“民主”的旗号）长期以来被其国内外利益集团利用而无法节制，军事胜利又能巩固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霸主地位，而便利其使用外国储蓄为自己的赤字融资，其结果就是山姆大叔的帝国野心得不到适当节制，其财政风险也就相应成为长久存在的痼疾。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一度筹划的财政削减主要落在军事开支项目上，但军事开支恰恰是高举“平衡预算”旗号的共和党所极力维护的东西，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又在“民主”、“重返亚太”等旗号下给美国开辟了更多耗竭国力的角斗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加上多年来滥用军力的实践，在美国内外孳生起来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图把美国继续固定在滥用军力的轨道上，却全然不顾此举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力过度耗竭而最终不可持续。从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到2012年末、2013年初美国走到政府关门和“财政悬崖”边缘时通过开支浩大的《201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其中要求美国总统向我国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主张《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我国钓鱼岛问题等内容更令中国国民愤懑。而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最大外部债主对抗绝非节省开支之道，表明即使美国领导层中的明智之士有心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其国内外利益集团多年来也使其欲罢不能。
其次，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失之偏颇，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减少了居民部门储蓄。
社会保障本来就有减少私人储蓄的潜在效果，二战之后数十年来，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戴蒙德等人利用交叠世代模型研究社会保障影响资本积累机制的结论都对此有深入分析，马丁·费尔德斯坦《社会保障、诱致性退休和总资本形成》（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1974）一文更率先明确、系统论述了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马丁·费尔德斯坦当时的初步估算认定，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约减少了50%的个人储蓄；后来在修正计算程序错误后认定，1972年之前，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削减了44%左右的个人储蓄。
而且，美国现行福利制度将较多资源投向收入最底层20%以及黑人、西裔、乃至非法移民群体，占60%的中产阶级则承担了由此增加的税负，而收入最底层20%获得的福利收入基本上都会被消费而不会转入储蓄，占60%人口的中产则因为税负加重而减少了储蓄，结果就是美国现行福利制度从总体上减少了美国的居民部门储蓄。现行福利制度对黑人、西裔乃至非法移民等群体的偏重，却令美国主体族群深感遭受逆向歧视，从而制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和“特朗普经济学”对美国“孪生双赤”长期影响之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如果希拉里上位，其内外政策主张对于美国解决“孪生双赤”问题在长期内属于利空，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问题会继续较快恶化，甚至加快恶化。在国际政策方面，希拉里本人就是主张“重返亚太”的始作俑者和旗手，一贯主张更多地干预国际事务。不仅如此，希拉里及其所在的民主党长期坚持“价值观外交”，这意味着美国海外支出（包括政治和军事支出）有很高概率被猝发事件推高。看看这一轮中东战乱动荡中美国如何随着政客个人作秀而改变原来的不卷入策略，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同时，希拉里的海外支持者很多受惠于美国的海外存在与干预，对他们的支持，希拉里必须投桃报李。
在国内政策方面，作为传统民主党政策倾向继承者，她主张在国内维持乃至扩大众多低效率福利项目，特别是那些逆向歧视性的福利开支，这对于美国财政和经济持续发展内在活力都不是好事。在微观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如果说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从2009年奥巴马就职到当前，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即有劳动能力者实际上去工作或至少寻求一份工作者所占比重）从65.7%下降到了62.9%，为40余年未有之最低水平。之者日众，生之者益寡，对美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日益加剧的长期性威胁。而且，即使民主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奥巴马不断扩大公共转移支付实际上加剧了自愿性失业，促进了劳动力参与率的下滑。
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就业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也重创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于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在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而奥巴马-希拉里路线不但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加重这一问题。
相比之下，总结特朗普在此次竞选中的政策宣示，他的政策主张若能得到实施，应当有助于明显缓解美国的“孪生双赤”问题，提高国民储蓄率。
首先，特朗普主张对外战略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从而减少美国卷入外部冲突的风险，并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以减少军费和国际事务开支，集中资源建设国内，这是从意识形态根本上为减少军事和国际事务开支创造新共识。在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在对外战略中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做法、减少干预海外事务、以改善国内建设维持和增强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思路表现得非常鲜明，与中国历史上的“修德徕远”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开篇他就明确提出，要“用目标来取代盲目，用战略来取代意识形态，用和平来取代混乱”；在指责奥巴马政府制造了一系列外交灾难时，他指出：“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经验或者没有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他强调，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
与此同时，他主张适度增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装备方面的投资，这对于改善美国民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收支格局也有积极作用。
其次，他主张调整国内社会福利制度的偏颇，更多地顾及占人口60%的中产阶层；特别是消除现行福利制度的逆向歧视色彩，消除他口诛笔伐的非法移民享受福利标准高于退伍军人的扭曲现象，这对于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居民部门储蓄、缓解消除相关社会矛盾都有积极意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判断，倘若特朗普当选并实施其政策宣示要点，对美国财政收支和贸易收支应属长期性利好。从中短期来看，特朗普希望调整的两方面问题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也有好处。首先是压缩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好处。因为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复苏也带来了进口增速重新超过出口增速、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扩大的后果，2014年美国进口增长3.8%，出口增长3.4%，逆转了次贷危机以来连续数年美国出口增长快于进口的局面；2015年美国进口增长4.9%，出口增长1.1%。
其次，调整偏颇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助于稳固美国的个人消费，从而稳住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这几年的失业、个人消费者支出数据都有明显改善。失业率从2010年的9.6%下降到了2016年9月的5.0%，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2011、2013、2014、2015年连续超过GDP增长率，其中2015年增长率超过3%，2016年第一、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继续保持高于GDP增长率的态势。然而，在上述失业、个人消费支出貌似良好数据的背后，是美国消费者家庭储蓄大面积空虚：
根据美联储自2013年开始的消费者财务和经济状况监测数据，对有无能力拿出400美元现金（约合人民币2600元）应急的问题，有47%的受调查者回答拿不出来，必须靠透支信用卡、私人借贷、借用短期高利贷、典当等方法应对；
对银行评估客户偿债能力时常问能否在30天内凑足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500元），有1/4受调查者回答办不到；
大多数居民担心一个月拿不到工资就会无法支付到期账单，收入中下阶层家庭储蓄额不足一周开支，收入处在社会60%～80%层次的中高层群体储蓄平均也低于6个月开支；
……
如果不能改善美国家庭储蓄上述现状，作为美国经济复苏支柱的个人消费就是相当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偏颇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相关财税制度，减轻主体社会中产阶层税负，改善他们在社会福利分配格局中所得，对美国居民储蓄和个人消费应有好处。
奥巴马-希拉里路线和“特朗普经济学”对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方面，倘若希拉里上台，预计美国货币政策将继续遵循前几年的节奏按部就班行事。而除了颇为“吸睛”的汇率政策声明之外，特朗普对货币政策的宣示不如在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方面那么多、那么鲜明，还存在较多的模糊，所以尚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在美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财政政策受国会掣肘较大，货币政策则能够相对独立而少受国会掣肘，换言之就是少受政治斗争摆布而给经济创造更可预期的宏观环境，西方经济学界二战之后比以前更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此。由此看来，如果特朗普能够上位，他应该在更牢固控制联储人事权的情况下更加重视联储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实际上是要联储更独立于国会而与自己合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选终结很可能会加快美联储加息进程，进而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资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名义上“独立”的美联储事实上不可能独立于行政部门。进入2016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决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重要原因是美联储决策层存在配合大选、支持希拉里的隐秘动机。因为推迟加息、保持经济市场热度更有利于被视为现政府路线继承者的希拉里，而不利于扮演现政府抨击者的特朗普；“县官不如现管”，其他条件相同，名义上“独立”的联储本来就会更倾向于支持现政府及其同党竞选人，更何况这回大选中特朗普扮演了整个建制派的挑战者，对联储抨击尤甚。而美联储对加息迟迟按兵不动，有力助长了世界各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其中就包括2016年一季度以来初级产品市场的强力反弹。大选之后，联储将加息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很可能导致延续半年多的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小阳春”逆转。
在贸易政策领域，奥巴马时期奉行的策略是优先推进美国本国更能控制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冷落世贸组织多边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被奥巴马视为自己的一大政绩而努力推进。但从美国自身利益来看，上述思路本身就存在潜在风险。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可他追求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给予越南等中国传统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更多便利进入美国市场，以此扶植他们壮大，排挤“中国制造”市场份额；这一策略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美国贸易赤字，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牺牲美国的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性、美元稳定性来让两个对手相争，与日俄战争时清朝的“中立”立场颇有相似之处。当初美国推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企图用这一思路排挤日本，但结果并不是非常符合山姆大叔的期望。在实践中，目前TPP在美国国内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竞选中所有主要竞选人全部公开反对TPP，连曾经力推TPP的希拉里也不例外。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尚且极力抨击，对TPP反对更强烈。作为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美国不可能退出世贸组织（WTO），但区域自贸协定是可以停顿、修订乃至舍弃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区域自贸协定进展势头可能会减缓，甚至停顿。
良性竞争
应是中国追求的对美关系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发展走向自主决定，不将自己的前途押注于外部国家政局，作为综合国力持续向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越来越有这样的底气。但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对我国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美国大选的基本原因。同时，作为新兴大国，最符合中国长期利益的局面是与美国这个守成大国实现良性竞争。孟子有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来自外部竞争的适度压力有助于我们不断自我改进、自我更新。我们既不需要把美国当作灯塔来膜拜，也不需要逢美必反，而是要平视美国，汲取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美国只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关键是我们自己内部凝聚力和向上进取精神。无论美国大选结果是谁上台，我们都要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开放，提高效率，增强社会凝聚力，避免与美国陷入自伤性竞争。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THE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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